2．具有债权属性的担保物权。对于担保物权的性质，存在着“物权说”、“债权说”、“中间权利说”、“优先权说”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由于担保物权是支配权，所以担保物权属于物权。其一，担保物权性质上究竟属于物权还是债权，主要看担保物权的实现是否需要借助于他人行为的协助。就质权和留置权而言，由于担保物处于担保物权人的控制之下，因而，当被担保债权届期不能清偿时，担保物权人可以径行将之变价，无须征得担保物所有人的同意，也无须担保物所有人的协助，其权利就可以实现，因而显然为支配权。稍有特殊的是，抵押权的行使是在抵押权人不占有抵押物的情况下进行的，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变价需要法院的强制力协助。但是，抵押实现诉请法院乃是立法者为规范权利的行使，衡平当事人利益，防止权利滥用之戕害而设定为例外。民法上所讲的请求权的实现需要得到他人行为的协助，是针对民事关系中的义务人而言的，只有义务人才是相对人。而法院并不是抵押关系的主体，当然也就谈不上相对人的问题。法院应抵押权人的请求，对抵押物实施扣押行为，以帮助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完全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对私权的保护，如果说这种公权力的运用就是他人行为的协助，就可以认定该权利为请求权，那么，在现代社会，任何民事权利的最终救济，均有赖于国家公权力的帮助，支配权与请求权的划分将不复存在。其二，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理论的通说将物权分为价值权和实体权，担保物权为价值权而非实体权。担保物权人对标的物的支配，主要指的是对担保物货币价值的支配而非对实体的支配。无论是质权还是留置权，权利人对担保物的占有惟有公示的效力，如果动产担保能找到更好的公示方法的话，权利人对担保物的占有将变得毫无意义。同样，在抵押的场合，只要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价值进行了控制，那么虽然抵押权人不占有抵押物，也不妨碍对抵押权物权性质的认定。
【作者简介】
温世扬，男，汉族，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余能斌、王申义：《论
物权法的现代化发展趋势》，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马俊驹、曹治国：《守成与创新—对制定我国民法典的几点看法》，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5期。
参见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初版序。
《
物权法》第24、 127、 158、
188条等，皆此适例。固然有人对登记对抗主义大唱“挽歌”（参见黄铭杰：《“登记对抗主义”的挽歌—评最高法院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一六五八号判决》，载《月旦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但登记对抗主义绝非该作者所言的形同具文，成为橘越淮成积之笑柄，详细论述见下文。
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陈华彬：《
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参见王茵：《不动产物权变动和交易安全—日德法三国物权变动模式的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参见刘保玉：《物权体系论—中国
物权法上的物权类型设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刘德良、许中缘：《物权债权区分理论的质疑》，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1期。
申政武：《物权的本质论与物权法定原则—近代日本法与现代中国法的双重视点》，载渠涛主编：《中日民商法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8-90页。
刘保玉、秦伟：《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及其相对性问题论纲》，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5期。
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版，第22页。
加贺山茂：《论担保物权的性质》，于敏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页。
冉昊：《论“中间型权利”与财产法二元架构—兼论分类的方法论意义》，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李强：《财产权二元体系新论—以排他性财产权与非排他性财产权的区分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
参见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参见顾培东：《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然亦有人认为，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区分观念，即以物权和债权为不同逻辑构成，并从这样的权利概念区分中推导出不同法律保护形式的思考方法，与罗马法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罗马法尚未以权利概念为体系基础，不存在这样的一般性构成。在罗马法这种诉权体系下，区分物的诉权和人的诉权，与其说意味着基础性权利的区分，毋宁说表现的是法律保护和诉讼形态（方式）的区别。同注，第38页。
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2005年修订版），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67页。
徐国栋：《罗马私法要论—文本与分析》，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同注。
同注。
金可可：《对人权与对物权的区分理论的历史渊源》，载吴汉东主编：《私法研究》（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466、 478-496页。
濑川信久：《物权债权二分论之意义及其适用范围》，载渠涛主编：《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金可可：《债权物权区分说的构成要素》，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萨维尼还认为，尽管不得不承认债权与物权在相对人方面的区别，但此种区分会混淆家庭权与债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他从论证其新法律体系这一中心任务出发，认为不能以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区分来作为债权与物权的本质区别。参见金可可：《私法体系中的物权债权区分说—萨维尼的理论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同注。
参见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339页。
参见朱岩：《论请求权》，载《判解研究》2003年第6期；金可可：《论温德沙伊德的请求权概念》，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金可可：《温德沙伊德论债权与物权的区分》，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2006．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74页。
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德国《民法典》依效力、内容和客体三重标准建立了财产法体系中的物债二元区分结构，但效力是最主要的区分标准。
法律的出台并不一定会湮没学术的激辩，许多德国学者就提出了与温特沙伊德不同的观点。依金可可的归纳，对于物权的本质特征或判定物权的标准，在德国学说史上，计有绝对性说、支配性说、长期性说、强制执行效力说、破产效力说等，即便在绝对性说与支配性说内部，也各有不同见解。参见金可可：《基于债务关系之支配权》，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同注，第50-51页。
参见我妻荣：《新订
物权法》，有泉亨补订，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11页；田山辉明：《
物权法（增订本）》，陆庆胜译，齐乃宽、李康明审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近江幸治：《民法讲义Ⅱ
物权法》，王茵译、渠涛审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同注。
同注。
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26-327页。
参见金可可：《论支配权概念—以德国民法学为背景》，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同注，第318页。
有学者认为，应将物权和债权分别还原为构成要素的结合，一组构成要素为支配权和请求权，另一组构成要素是绝对权和相对权。然而，本质的不同是，金可可认为，要成立物权或债权，一定必须同时具备两组构成要素中各一项特定要素，且这两组构成要素同等重要（同注，金可可文）。然而笔者认为，第一组构成要素为本质要素，物债成立必具其一，而第二组构成要素则为非本质要素，一般情形物债成立也分别具有某一要素，但并非一概如此。
同注，第332页。
同注，第355页。
同注。
具体论证可参见温世扬：《财产支配权论要》，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
同注。
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同注，第34页。
尚须注意的是，信托财产权是英美法系的产物，而后为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所继受，并产生系统性难题。除了将信托财产权定性为物权债权之外的他种财产权利类型之外，解决之道还可能为从根本上否定该项法律移植的合理性。参见李培锋：《英美信托财产权难以融人大陆法物权体系的根源》，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5期。
同注，第330页。
同注。
常鹏翱：《
物权法上的权利冲突规则—中国法律经验的总结和评析》，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5期。
朱庆育：《“买卖不破租赁”的正当性》，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2006．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1页。
于海涌：《论不动产登记》，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页。
同注，第416页。
参见金可可：《预告登记之性质—从德国法的有关规定说起》，载《法学》2007年第7期。
参见程啸：《试论<
物权法>中规定的预告登记制度》，载《中国房地产》2007年第5期。
参见于海涌：《法国不动产登记对抗主义中的利益平衡—兼论我国物权立法中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之选择》，载《法学》2006年第2期。
参见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下册），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173页。而在中国大陆，无论担保物权、债权，都必须通过诉讼才可能获得强制执行。以至于在司法实务中，如果不涉及到第三人的情形，物权和债权实现的情形没有太大区别。但这无法证明无对世性的物权与债权无异，而只能说明我们对此的法律规制，大有问题。比如抵押权的标的物可以由债务人提供，而需要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时候毕竟是例外情形，那么不存在第三人时，这种抵押权究竟有何意义？且和债权有何分别？
参见屈茂辉：《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研究》，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