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单位作证的限制

　　要确保单位作证的规范化，首先要对单位作证资格做必要的限制。根据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不同的单位，从组织的严密和完整，到业务行为的有序和规范，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作为证人证言的单位证明的可信赖性以及证明的效力就有高有低，参差不齐。为此，对单位作证能力作必要的资格限制，可以保证单位证言的严肃性。笔者认为，对单位作证的资格限制，应建立在如下考虑的基础上，即该单位内有规范的人事组织和行政管理；对外有相当程度的业务规模。前者能确保个人意志按照规范的渠道上升为单位意志，后者则保障对单位伪证刑事责任的追究能落到实处，能对单位构成相当的影响，对单位的伪证行为有较大的威慑性，从而保证单位在作证行为上能经过认真、严肃的考虑，对证言负责。

　　(二)建立代表人出庭作证制度

　　在单位作证的具体操作上，同证人作证一样，应尽量扩大出庭作证的比例。当然，单位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并无语言功能，不可能像自然人一样参与诉讼，它只能借助自然人，并由自然人代表单位参与诉讼。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单位犯罪案件的司法解释：“代表被告单位出庭的诉讼代表人，应当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9}在单位出庭作证制度中，也应规定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法人代表)出庭作证；便于单位作证的规范化和加强单位作证行为的代表性。在调查和辩论中，应给予单位出庭证人相应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当然，这种权利和义务只是出庭的人员代表单位行使和承担的，本人并不是单位权利义务的主体，诉讼权利义务的最终归属还是其单位。出庭人员只对他个人的行为(如中途退庭，个人改变证词等)负责。

　　(三)设立单位伪证责任追究制度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单位证人资格，就必须建立完善的伪证责任追究制度，以防止单位虚假作证，妨害刑事诉讼进行。单位作伪证时，应当适用与刑法中单位犯罪一致的科刑原则———双罚制。由于单位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是根据单位的集体意志进行的，而单位的集体意志往往表现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职权行为，因此，对单位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本身主观上也有过错甚至罪过，遇到这种情况，在追究单位的有关法律责任的同时，也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追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当然，追究单位的伪证刑事责任，必须把假借单位之名实现个人作伪证的目的行为，与纯正的单位作伪证区别开来。前者是基于个人(如某领导人)的陷害或包庇犯罪嫌疑人的目的，盗用单位名义作出虚假证明，意图逃避刑事处罚。客观上一般表现为单位不知情，不体现单位的真实意志。这种情形应当理解为个人的伪证行为，采用单位名义只是一种犯罪手段，仍应按自然人伪证罪追究，单位只承担相应的监督不力的责任。而纯正的单位作伪证，则是基于单位的利益。比如包庇某犯罪嫌疑人(如单位某上级主管领导)，使之日后能为单位带来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本身是否合法)。这种伪证行为根本上还是代表了单位的意志，体现了该单位对某种利益的追求，法律责任相应的应由单位来承担，即构成伪证罪的主体系单位自身，应根据双罚制原则，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