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诉程序专业化探索
首先，基于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自2002年开始，上海、北京、浙江、安徽等省市对轻伤害案件、未成年案件、在校生案件开始进行刑事和解的尝试，通过公检法联席会议纪要、联合意见等形式，确认了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存在空间。[10]在实践中，北京市检察系统以相对不起诉为依托，以轻伤害案件作为切入点，在适用范围、和解启动、和解程序、办案期限等方面，形成了制度性的办案机制。[11]
其次，基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等需要，探索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1996年刑事诉讼法完善了简易程序，就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大量案情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可以从普通程序中分流出来。2003年“两高一部”又发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对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进行简化审理。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由此开始探索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2]最高人民检察院肯定了这种尝试，并于2006年12月28日出台了《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对各地做法进行总结和规范。这对公诉专业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此外，各地检察机关在实践中还进行了很多改革，如西城区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公诉组推出了诉中考察机制；崇文区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公诉组设立了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调查制度和重新犯罪评估制度；昌平区检察院轻微刑事案件公诉组建立了公检法三部门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沟通机制等6项办案机制。这些制度和机制对于实现公诉程序的专门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公诉发展之展望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也不断进行改革。对于公诉工作而言，权能多元化的趋势仍然会不断延续，并最终促进公诉专业化的发展。
(一)公诉权能的多元化必然促进公诉专业化发展
在检察机关最初产生时，其控权职能非常明显。从检察制度的起源来看，最初的一个主要动因正是国王为了对付地方领主司法权的垄断，而设立国王代理人行使控诉权，在法庭上制约法官的专断，这种权力的制约是在政治领域中王权与地方封建领主权力斗争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在此过程中，伴随着自诉向公诉的发展。由于统治者醒悟到，犯罪不仅是对受害人的侵害，更是对国家的侵害，追究犯罪是国家的责任。因此，检察官应公诉的需要而产生。
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启蒙思想家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思想在国家制度中得到充分的实现。随着刑事诉讼程序的模式开始由纠问主义过渡到现代控诉主义的审判模式，其中有“革命之子”美誉的检察官获得了新的生命，作为公益代表人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承担起追诉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法律正义的公诉职责。而公诉的职能也随之向着复合型趋势发展，发挥着自诉权所无法比拟的打击功能、震慑功能、教育功能、保护功能、预防功能等多重效能。在公诉权复合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必然产生了细化的要求。为了实现公诉所承担的各种职能，将公诉权的效能发挥到最大，客观上要求实现公诉专业化。这种专业化要求不再仅仅将公诉权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和实践，而是要充分了解各种权能的具体性质和实际需要，从权能承担主体、制度设计以及实现形式上进一步完善，从而充分实现其预期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