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修改宪法委员会做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指出：“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国家的各级检察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对于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3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了“严打”工作。所以刑事检察工作还面临的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全面开展刑事检察业务，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坚决打击现行的反革命活动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为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而斗争。[4]于是自1979年冬以来，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城市治安会议的精神，把整顿社会治安作为一项中心任务，密切配合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和其他犯罪活动。这就在新中国法制史上开始了“严打”的工作。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强化了公诉惩罚犯罪的职能。
于此同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开始大力加强公诉工作的法律监督职能。1978年宪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三部宪法，它重新恢复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其中，将诉讼监督和部分侦查监督职能配置在公诉权上。之后的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1982年《宪法》确定检察院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性质的确定带来了司法实践的发展，公诉的法律监督成果逐渐显著。其中1980年至1982年全国抗诉人数为6813人； 1983年至1987年抗诉案件为70000余件，追捕、追诉人数为70000余人； 1988年至1992 年追捕、追诉人数为56850 人，刑事抗诉案件10202 件，纠正侦查机关违法案件50448次，纠正审判机关违法案件12964次； 1993年至1997年追捕、追诉人数为49335人，刑事抗诉案件17117件，纠正侦查机关违法案件73505次，纠正审判机关违法案件12842次； 1998年至2002年追捕50863人，刑事抗诉案件18369件，纠正超期羁押319823人次； 2003年至2007年监督立案94766件，监督撤案18266件，追加逮捕63817件，追加起诉43447件，刑事抗诉15161件。[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