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而不是从客体入手研究刑法解释，则必须全面理解、正确认识人本身。第一，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类过于强调理性，以理性否定非理性。而近现代有些西方哲学家则过分强调人的非理性，将其视为人的更本质的东西，如帕累托曾说“人类的大多数行动是非理性的，是由‘情感’而不是由逻辑所引导的。”{9}这两种哲学观点都是不全面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作为实践活动的刑法制定与适用解释，都包含着人的理性如逻辑认知与非理性如情感、意志、直觉等因素。第二，人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根据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人物的本体论解释学，人们存在于世，对事物的感知取决于如何面对事物以及如何使用日常经验。因为理解是出于具有个人经验性的前理解，因此，人是历史的。同时，因为人是被抛入已经存在的价值体系中，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预先把握某种行为或计划的全部后果，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人又是有限的。因此，在理解过程中，必须承认前见的合理性及实在性，如果否定前见，以科学名义要求剔除个人的心理特点及先前的思想状态是不可能的。“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着某种前见。”{10}前见是不可能消除的，是人类存在的生命要素，也是理解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刑法解释者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人，而不是纯抽象的和完全理性的人。因此，刑法解释虽然是对客观存在的刑法文本的解释，但无论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解释行为还是作为这种实践活动的产物--解释结论，都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主观与客观、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
（二）刑法解释主体是多元互动的解释共同体
刑法是由立法者制定的，刑法的制定者就是刑法文本的作者。刑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在立法者制定并颁布后，就成为一种独立自在的规范，刑法所适用的特定范围的公民个人与组织，都根据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刑法安排自己的行为，所有适用该刑法的公民个人与团体都是刑法文本的读者。因此，围绕刑法文本，其主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制定刑法的立法者，也即是刑法文本的作者；二是刑法规范的实施者，即刑法文本的读者。
刑法文本的作者即立法者当然是刑法的解释者，但由于刑法文本一经颁布，刑法文本作者就已经不存在，作为文本作者的解释则暗含在刑法文本之中。斯坦福大学的费内中和温盖斯特两位教授从实证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法律解释理论，他们认为法律解释是司法机构与立法机构交互影响的结果。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会考虑到法院将如何解释该法律，而法院在解释法律时也会考虑到立法机构会有什么反映。他们认为，法律解释是一个动态过程，立法机构和法院在这一过程中都起着一定的作用。[3]因此，作为刑法文本的作者是刑法的解释者，读者阅读文本其实就是通过文本与作者对话，寻找作者可能的解释。但作为解释者的立法者仅限于文本作者，不属于文本作者的立法者不是解释者，其对刑法的解释实质上属于新的立法而不是解释学意义上的解释。
刑法文本的读者都是解释者。边沁曾说：“任何人要讨论法律，都必然会成为解释者或评论者。解释者的任务是向我们说明他所认识到的法律实际上是什么。评论者的任务则是向我们评述法律应当是怎样的东西。”{11}根据不同的法律读者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功能，刑法文本的读者又可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别。谢晖教授认为，法律的读者可分为三类：民众、法律家和法学家。民众在行动中理解与解释法律，法律家在应用中阅读和理解法律，法学家在批判中阅读和解释法律。[4]本文认为，由于法学家在正式的法律解释体制中并没有独特的地位，仍可划为民众的一部分。除法律家即司法人员外，特定的机关享有法律的解释权力，是特定的解释主体，因此，刑法的读者可以分为三类：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社会公众[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