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设置模式。根据监管机构相对于传统行政部门的独立程度，监管机构的设置模式可分为三类：与传统行政部门合并型的监管机构、独立于传统行政部门的监管机构和隶属于传统行政部门的监管机构。[7]具体来说：（1）与传统行政部门合并型的监管机构。这种模式不区分宏观政策部门和监管机构，而由传统行政部门统一行使宏观政策制定职能和监管职能，只是由内部单位按分工负责各业务的办理。此种模式多半出现在公用事业仍属于国家独占经营或国有股份仍占主要地位的国家，或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典型代表是日本。日本政府部门与管制机构合一的管制模式中管制机构独立性较低，管制政策的权力主要集中于各政府内阁部门，以保持集中型的管制权威，它们不与独立的管制机构分享权力，使政府保持着行政的自由处理权。[8]（2）独立于传统行政部门的监管机构。这种模式中，监管机构不仅与政策部门完全分立，而且独立于传统行政系统之外。典型代表是美国。美国独立管制委员会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不受总统的直接指挥与监督，同时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9]（3）隶属于传统行政部门的监管机构。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此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监管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或其他行政部门，不能完全摆脱部长或最高行政首长的影响，但法律给予它们很大的独立权力，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单独地决定监管政策，部长和最高行政首长对他们的控制不能像对其他行政部门那样广泛严格。典型代表是英国。英国各行业的规制办公室一般设在政府部之内，是非大臣级的政府部门。作为一个小型精干的规制机构，虽接受国务大臣的资助却又保持一定距离，一经大臣任命，规制办公室总监便享有法定的任期，仅因能力不足或品行不端而被辞职，他行使的一些重要权力连大臣都不曾享有。[10]

　　第二，组织模式。组织模式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监管权限的划分问题，这与一国的地域环境和国家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垂直监管模式、分层监管模式和单层监管模式。垂直监管模式就是在国家层面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监管机构，然后在各地设立若干个分支机构，全国性监管机构和分支机构间是隶属关系。例如，英国面积不大，且环境差异较小，采取了垂直监管模式。分层监管模式就是在国家层面设置一个公用事业监管机构，地方根据自身特色和需求也设置相应的监管机构，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监管机构间没有隶属关系。例如，美国地域广阔，且各地差异较大，其在联邦层面设置了四个管制委员会，专门负责州际间公用事业的管制；而各州则大多根据行业特点设置各种独立的管制委员会。[11]单层监管模式就是只在国家层面设置监管机构，而不需要在地方设置监管机构。例如，新加坡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小，单层监管主导模式比较适合。[12]

　　第三，管辖模式。根据监管机构管理的产业种类，可分为两类:单产业模式和多产业模式。单产业模式，又称行业监管模式，是指在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等各个产业单独建立管制机构，如英国的自来水服务管制办公室、煤气供应管制办公室等。多产业模式，又称综合监管模式，是指将相关的产业综合到一个部门中或跨部门建立的监管机构，如美国各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等。

　　（二）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监管机构的模式选择

　　我国公用事业监管机构的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很少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法学界特别是行政法学界尚未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局限于经济管理领域。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公用事业监管机构模式选择问题，学界存在三种代表性的方案。

　　方案一：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分层监管机构模式。有学者认为我国应采取国家与地方分层的监管模式，设立国家与地方分层的综合性监管机构。建议将国家和省级市政公用事业监管机构分别设在国家建设部和省级建设厅，同时，把国家建设部和省级建设厅对市政公用事业的监管职能和部分人员合并到本级市政公用事业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能。在城市一级，由于市政公用事业监管职能分散在许多政府部门，因此建议将这些分散的监管职能集中起来，设立相对独立的市政公用事业监管机构。监管机构从上到下职权配置的基本思路是：从原则性到具体性，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从业务指导到信息反馈。国家市政公用事业监管部门的基本职能是“定规则、当裁判、做好服务工作”。省级市政公用事业监管部门的基本职能是“承上启下”。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监管机构则是一个综合性的具体实施监管机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