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的纪律与司法的伦理
杨文昭
【关键词】政法纪律；司法伦理
【全文】
文革落幕，法制重建，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法治”这个词还没有普及，因此重建的只能是尽可能完备并趋于体系化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法制。后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步步完善”，法治概念复回中华大地。回溯历史，我们可以说，自己接续了近百年前法律学人的梦想，沈家本、吴经熊、杨兆龙，近世以来五代法律人的“光荣与梦想”正在实现当中。
然而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的时候，大家一点儿也没有欢呼雀跃。因为无论是谁，都清楚支配这个体系运作的并非纯正西方血统的司法体制，而是体用合一、灵活多变、善于“化解群众矛盾”的政法体制。这才明白，法治的建设与社会范围内各种力量的分配密不可分。所谓法律移植貌似变相的法条翻译，那真正内含的法治精神，还需要在这个国家向理念、制度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去孕育，半点含糊不得。正所谓在中国搞法学，最需要的是什么？耐心！因此当法治从应然层面降到实然层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现实起来，将法治的“教条”暂时搁起，来思考如何构建政法体制的职业伦理，以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当然，这里的适应是内含了改造的目的的。无论是在城市工商业社会，还是在农村基层组织当中，如何践行这职业的伦理，都得认真思考。
我们知道，政法体制与司法体制根本不同之处，乃在于在社会长远的发展过程中，其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的体制而存在的，中国自古以来的审判机构缺乏绝对的权威，因此革命伊始，司法权还无法摆脱皇权的阴影实现独立，正所谓法官答应了，百姓不一定答应，所以才形成了这一政法体制。其组成人员远甚于司法体制，除去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警察之外，还有政法委工作人员、乡镇政法干事、人民调解员等等，遍布于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基层社会、小城镇工农业基层社会、城市工商业基层社会中。不同的社会基础决定了不同的职业伦理要求。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法律人对于职业伦理的坚守，其艰难不仅在于严格遵守上，同时也在于对自己行为的认定上。尤其对于中国的基层社会来说，重要的不仅是确立法律的信仰，而且也是解决现实的问题。同时必须承认，整个法律共同体的职业伦理一方面受到当前政法体制运作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也与这个国家的人才遴选制度息息相关。大量的法官、检察官、警察作为国家公务员被选任进体制之中，大多是对于法律实践只有零经验的青年，其学习的对象莫过于单位上的“老同志”们。但这些实践的经验往往是精华与糟粕融为一体，学的越细越明白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这样，最终成长出来的完美法官莫过于上能断大案要案，下能清家务小事，但对于建构职业共同体的想法，却无济于事。没有职业共同体，就无所谓职业伦理了，它早已被改造的面目全非，说不出对错，只能用一句“无愧于心”搪塞了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