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各国学者对单位犯罪的理解不同。外国学者一般是按照传统民法理论来理解单位犯罪的。按照传统的民法理论，单位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由人们按照自然人的形式所拟制的一种虚拟存在，单位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通过其组成人员--自然人--来实现的。由于单位具有拟制人格的特征，因此，在肯定单位犯罪的国家中，一般都是从单位拟制人格的特征入手，通过对单位组成人员--自然人--的意思和行为的探讨来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例如，美国就是根据“上级责任原理”和“同一视原理”来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3]根据“上级责任原理”，单位所有从业人员的有关业务上的行为均无条件地转嫁给单位自身并成为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根据；与此相对，根据“同一视原理”，只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机关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意志和行为才能被看做单位自身的意志和行为，并成为追究单位自身刑事责任的根据。以上两种原理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在通过单位中的自然人（而不是单位自身）的意志和行为来探讨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单位犯罪，顾名思义，是指单位自身的犯罪。传统的单位犯罪和处罚原理仅强调单位和相对独立的单位组成人员的情况而完全不顾及单位自身的特征，从方法论上看，这种理论值得怀疑。另外，以个人意志和行为的特定为前提来讨论单位的犯罪能力和刑事责任的单位犯罪处罚原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各种各样难于操作的问题。因此，上述以自然人的特定为中介追究单位自身刑事责任的单位犯罪处罚原理近年来已受到广泛的质疑。[4]
相反，1997年《刑法》一直坚持“单位犯罪能力肯定说”。按照这种学说，“单位同自然人各自在意思表示形式上，虽有其不同特点，但任何一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决策机关，由单位的决策机关调动、指挥单位的活动，这很类似人的大脑，是单位活动的神经中枢。单位决策机关的命令和要求，决定单位活动的方向和形式，也决定这种活动的违法性和合法性。我们所说的单位犯罪，就是指由于决策机关的故意和过失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单位决策机关的意思表示，就是单位的意思表示。因此，承认单位犯罪，同犯罪构成理论要求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并不矛盾”。[5]正是受“单位犯罪能力肯定说”的影响，才出现了上述“双罚制”处罚根据上的差别。在1997年《刑法》的规定之下，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利益，经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单位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犯罪，就是单位自身的犯罪，就要受到处罚。因此，在我国刑法的语境下，为什么在处罚单位犯罪时必须处罚单位自身、如何处罚单位自身并没有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即便如此，外国学者所面临的问题我国学者也仍然难以摆脱，只不过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既然单位犯罪是单位自身的犯罪，那么处罚单位自身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处罚单位的组成人员--自然人--呢？因此，在对单位犯罪实行“两罚制”的理论根据上，我国学者主要是围绕前述问题而展开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但都不尽如人意。[6]
笔者认为，对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的理论依据作如下理解或许更合适一些，即现代社会中的单位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或物的集合，而是制定了一定规则、具有其内在运营机制、足以让其组成人员--自然人--不再具有具体个性而成为单位运转过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组织体。这种组织体通过业务范围、政策、防范措施、目标以及组织结构等特征体现其存在。这些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单位机关成员与单位之间往往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机关成员可以操纵、支配单位的一切活动；另一方面，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机关成员一旦取得其现在所处的地位之后就不得不受单位整体目标、政策等的支配。当单位整体目标、政策中含有刺激、鼓励或容许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机关成员实施犯罪的要素时，单位自身的因素也就成为导致单位犯罪的原因。同时，当单位的管理体制存在防范不足等体制上的缺陷以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机关成员以及一般从业人员故意或过失实施业务上的犯罪时，单位自身的因素也就成为导致单位犯罪的原因。正因如此，单位自身对单位犯罪负有责任，应当受到处罚。但是，在单位犯罪的机制中，也绝不能忽视单位组成人员--自然人--的因素。因为单位毕竟是拟制的人，自然人在单位的活动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机关成员可以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在其职责范围内作出任何有关单位业务的决定，甚至改变现行的单位结构和政策。因此，在考虑单位的犯罪能力时，不应仅站在单位中自然人的立场上把单位犯罪类比为自然人犯罪，而应根据单位自身的特征，寻找对其进行谴责的根据。[7]这样解释，也能合理地对我国的“单位犯罪能力肯定说”作出恰当的说明，彻底克服我国传统学说中有关单位犯罪实际上是其中自然人犯罪的观点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