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定如同悬崖边的舞蹈，是精致微妙的司法艺术，如果运用得当，则可以严密刑事法网，有效打击犯罪；用之不当，则会严重侵犯人权造成错案。笔者认为，为有效打击毒品犯罪，在办理“箱包带毒”等案件中，主观明知推定应当坚持适用。同时，应进一步明确推定适用的原则、规则、程序，使之更趋科学严谨。
二、说明义务的设置是推定制度存在的法理逻辑前提
对于一些特殊犯罪，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证明程度实际上有所减低，有的还要求行为人负有特殊的说明义务(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要求嫌疑人负有说明财产来源的义务)。《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被告人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此时，被告人也负有说明义务。如果将此种“说明”单纯理解为辩解权，则被告人只要提出“遭到刑讯逼供”的辩解，即使拒不提出、错误提供线索或者保持沉默，在无法查证的情况下，司法机关都不能对其作出不利的判断，就只能推断被告人提出的“遭到刑讯逼供”都是成立的。显然，这种结论是荒谬的。
对于“箱包带毒”案件，也可以在立法上要求行为人说明毒品来源。这种“说明”到底是权利还是义务呢？笔者认为，被告人对推定予以辩解说明的行为，既可以理解为在行使辩护权，又可以理解为履行说明义务，此种场合，权利与义务是合为一体的。类似情形还包括劳动权、受教育权、家庭权等。在“箱包带毒”案件中，行为人对推定举出相反证据予以辩解说明的行为，是在行使辩护权，但又不能说它不含有义务色彩。因为权利可以放弃，权利的不行使不应当招致法律上的不利。然而在被推定明知毒品的场合，行为人若不积极行使该权利将招致不利。当某种权利的行使伴随有紧迫性、必要性，甚至强制性之时(如强制辩护、义务教育、强制医疗)，它究竟还是不是一项纯粹的权利，恐怕不无疑问。如果一定要承认它是权利，那也是一种附条件、附伴随义务的权利。如果绝对地将之理解为一项丝毫不含义务色彩的权利，那么，在被告人行使权利之后仍然对其作出不利的推定，在法理逻辑上就存在障碍。
权利和义务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就辩护权而言，权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义务是次要方面。然而矛盾的主次要方面并非绝对禁止不变，在某些情况下，义务也会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上述情况，履行说明义务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尽管这种义务区别于公诉机关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但笔者认为二者只有程度和主体上的差别，在“都是义务”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说明义务的成立和存在，是对行为人作出不利推定的前提。因为行为人如果积极履行说明义务，则有可能得到解脱——可视为对其有利，如果不积极履行义务，才遭致不利后果。因为只有义务的不履行才可能导致作出不利的推定，从而符合义务履行的法律逻辑。这种说明义务肇始于、伴生于、归结于辩护权，但它不等同于辩护权，它的本质仍是义务，若非义务，就不能据之进行不利的推定，所有的推定规则在法律上、逻辑上也就没有存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