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持“共犯教唆犯未既遂说”的论者将“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解释为被教唆人已按教唆犯的教唆着手实行犯罪而没有既遂。其主要理由是：[23]（1）“我国刑法采取了教唆犯从属性说。”根据教唆犯从属性说，只有当被教唆的人着手实行犯罪时，才能处罚教唆犯。如果仅从字面含义上理解“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那就意味着在被教唆的人没有着手实行所教唆的罪的场合，也处罚教唆犯。这显然与教唆犯从属性说相悖。（2）做上述解释，不存在文理上的障碍。因为“犯罪”或“犯……罪”这一用语具有多种含义，况且刑法规定的犯罪是以既遂为模式的，因此，可以将“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理解为“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既遂罪”。（3）教唆犯的特点是唆使被教唆的人犯罪，总是意图使被教唆的人犯罪既遂，因此，被教唆的人着手实行犯罪但未能既遂，就可以解释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4）做上述解释，意味着刑法第29条第1款与第2款都是对于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的规定，不至于出现通说所导致的刑法第29条第2款与共同犯罪无关的局面。进一步而言，刑法第29条第1款成为教唆犯成立与处罚的一般规定，第2款是教唆犯罪的减轻形态，但也应在第1款原则的指导下适用。（5）做上述解释，可以避免出现按通说导致的处罚不协调现象。因为被教唆人如果实施了预备行为成立犯罪预备，按通说教唆犯与被教唆人构成共同犯罪，适用刑法第22条，对教唆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乃至于免除处罚，而被教唆人甚至连犯罪预备行为也没有实施，只能适用刑法第29条第2款，只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意味着罪轻者反而要受更重的处罚。（6）做上述解释，有利于防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事实上，当教唆者只是说了一句“杀死某人”时，即使对方完全默认，但仅此就处罚对方，显然不合理。笔者认为，上述解释确实充满了智慧，解释者为了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也给人以有益的启示，但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认为我国刑法采取了教唆犯从属性说，并完全按德日刑法学中的共犯从属性说来解释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其立论的基础和解释的结论明显不可靠。如前所述，我国刑法采取的是单一正犯体系，与德日刑法采取的正犯与共犯区分的体系完全不同，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从属性说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
第二，“犯罪”或“犯……罪”这一用语确实具有多种含义，但不能离开具体的语境来随意解释。在一部刑法中，同一概念在同一语境下或前后相连的条文中，应该做同一的理解，否则，法律条文的含义就不具有可预测性，罪刑法定也就无法实现。从我国刑法第25条至第29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看，似乎没有哪个条文中的“犯罪”只能理解为“犯罪既遂”或“既遂犯罪”，而不包含“未遂犯罪”或“犯罪未遂”的情形。否则，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例如，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若将这一条文解释为，共同犯罪仅限于共同犯罪既遂，即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既遂的情形，显然不符合立法原意。又如，若将第29条第1款中的“犯罪”解释为仅限于“犯罪既遂”，那么，“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就应该理解为“教唆他人犯罪既遂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既遂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这是否意味着教唆他人犯罪，他人已着手实行而犯罪未遂的，就不按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呢？“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是否意味着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未遂的，就不能适用这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如果说第1款中的“犯罪”包含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而第2款中的“犯罪”或“犯……罪”不包含犯罪未遂（仅指犯罪既遂），那么，对同一条文中的同一词语为什么要做这种不同的理解？
第三，教唆犯的特点固然是唆使被教唆的人犯罪，并且总是意图使被教唆的人犯罪既遂，被教唆的人实行犯罪而未遂的，教唆犯很可能认为自己的目的未达到，因而没有犯罪，但是，在法律上显然不能做这种评价。不仅教唆犯罪如此，其他直接故意犯罪可以说都有这样的特点。如张三想要杀死李四，对李四实施用刀砍杀行为时被人阻止。显然不能认为张三意图杀死李四（杀人既遂）而实际上没有杀死李四（杀人未遂），就认为他没有犯杀人罪。同样道理，被教唆的人已按教唆犯的旨意实行杀人行为而未遂的，也不能说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杀人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