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个人主义是知识产权法的发育、成长阶段的沃土，没有个人主义精神，知识产权只能是特权，绝不可能转变为民事权利、私权。所以随着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封建社会的胜利，知识产权立法目的也从维护国家利益转为保护创作人个人利益，其精神也由国家利益至上向个人利益至上。

　　三、知识产权法的进一步发展时期的立法以社会利益为重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道德原则和政治理念，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成熟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它曾是批判宗教神学愚昧主义和封建统治的专制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是促进人的思想解放、激发人的主体性和锐意进取品格、张扬人的个性、确立人的世俗合理性气质的精神催化剂。然而，过分的张扬个性、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极端自私自利，往往使个人主义发展成为极端个人主义。而极端个人主义是人们的众矢之敌，众多学者对之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当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以轻蔑的口气使用“个人主义”一词时，就是对个人主义变异为“纯粹的利己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种警告。[13]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伯特·小贝拉明确指出：“这种个人主义明示，个人主义正倾向于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条件。”[14]R·尼斯贝特指出：“美国人终于象孔德、托克维尔和涂尔干那样明白了：个人主义已经将社会组织分散瓦解成一片散沙。”[15]所以极端个人主义是社会癌症或腐蚀剂，造就孤独人群，分解社会合作体系。所以又有许多学者对个人主义进行改造提出了“合理个人主义”、“真个人主义”主张。如：爱尔维修就提出“公益乃美德的目的”的合理个人主义，主张个人主义不是损人利己，而是兼顾社会和他人。又如哈耶克提出：“真个人主义持一种以人的整个性质和特征都取决于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出发点的观点。”[16]

　　所以，为了避免个人主义发展为极端个人主义，就必须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进行适当的限制以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这种限制表现在知识产权领域就是对创作人的知识产权进行限制。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性的权利，它会同表达自由、隐私权、公共健康、环境权等发生冲突。如：“著作权与表达自由、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专利全与公共健康、环境权之间的冲突。”[17]而这些权利又已经被国际公约确立为基本人权。如：《人权宣言》规定：“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珍贵的人格之一，因此所有公民除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滥用自由应负责外，作者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著作。”《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护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斯德哥尔摩）第1条宣称：“人类有权在一种具有尊严和健康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富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等等。所以，为了避免知识产权与这些基本人权发生冲，进而损害这些基本人权。2000年联合国人权促进保护小组委员会发表了《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决议，审查了《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对国际人权带来的影响，宣称：“由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履行没有充分反映所有人权的基本性质和整体性，包括人人享有获得科学进步及其产生利益的权利，享受卫生保健的权利，享受食物的权利和自我决策的权利。所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方与另一方的国际人权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对于人权社会而言，创造者的权利应视为人权，不论他们是个人，群体还是社团；另一人权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应与维护人类尊严和实现其他人权相一致，人权义务的位阶应高于一切经济政策与协议，具言之，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履行，应全面考虑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各国立法保护知识产权，其社会作用应符合国际人权义务。”[18]为了履行相关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国内立法大都对知识产权进行了限制。比如：为了保护表达自由，有关著作权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大都规定了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等制度。在保护著作权人的著作权的同时，给予该著作权以限制，使后续创作者可以自由的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进行创作，使新闻媒体为了新闻报道可以自由的传播著作权人的作品。而在相关的专利立法中也都规定了强制许可制度：在国家出现紧急状况、公共健康问题时可以对专利权人的专利进行强制许可等等。这些限制在不损害知识产权人的市场利益的同时，又有利于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而这恰恰又是社群主义者所赞同的。由于自由市场的种种问题，市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国家为了维护统治，缓解社会矛盾，国家对自由市场进行了广泛的干预。国家的职能也从“守夜人”的角色转变为“福利国家”的形象。此时知识产权的立法也从过分强调由个人利益转向对社会利益的关注，此时，知识产权法的精神表现为对社会实质公平的热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