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情况下，证明难度加大，法官证明评价的难度也在加大。因为证明评价活动虽然是对当事人证明活动的评价，但是其最终目的还是对证明对象的真伪作出判断，而法官在进行事实发现的时候，多数情况下还是倾向于使自己所发现的真实，尽量接近客观真实，此种情形下，证明难度的加大，说明发现真实的难度加大，因此法官证明评价的难度一般也会随之加大。但是，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甚至在法官有着较强诉讼指挥权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为真的责任，一般也是由当事人承担，而法官只是对当事人的证明活动进行评价，因此不能发现案件客观真实的不利后果并不是由法官来承担，法律也不要求法官必须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裁判。此种情况下，证明难度加大到一定程度，证明评价的难度反而会变小。对于法官来说，证明对象的证明难度极大，当事人难以证明其存在，或者证明对象的证明难度极小，当事人将其证明到可以令人确信其存在，这样两种情形下，证明评价的难度都不大。在前者，法官可以比较轻松地将当事人的证明活动评价为不成功，将证明对象评价为不存在；在后者，法官可以轻松地将当事人的证明活动评价为成功，将证明对象评价为存在。在当事人将证明对象证明到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可能性接近时，法官证明评价的难度为最大。此时无论在独任制还是合议制的情况下，法官都可能进入心证平衡的状态，在合议制下，不同的合议庭成员之间还有可能产生合议争执。
因此，不同的证明对象，具有不同的证明难度，而证明对象的证明难度，又影响着法官证明评价的难度，以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为分水岭，他们之间分别呈现出正比例的关系和反比例的关系。当然，上述关系，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关系。如果在具体案件的证明活动中，有司法认知、推定或者表见证明等规则的适用，则有可能打破上述的比例关系。例如对于当事人证明起来极难的事实，也许法官根据表见证明、推定或者司法认知的规则能够轻松地展开评价并获得评价结果。
【作者简介】
段厚省，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参见兼之一、竹下守夫：《
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01页；中村英郎：《新
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98页。
陈界融：《证据法：证明负担原理与法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33—2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