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刑法典第182条规定，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或者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法释【1997】9号）的规定，该条罪名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但是立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很快发现，期货市场同样存在操纵行为，发生频率、欺诈手段以及社会危害性丝毫不亚于证券市场。1999年刑法修正案（一）[3]第六条对该罪进行了补充修订，将期货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根据“两高”《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法释【2002】7号），将该罪罪名修订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立法活动总是滞后于现实的迅速变化，这是大陆法系国家最显著的特点，立法机关试图制定出明确的、系统化的法律以适应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一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3}(P.80-83)。实际上，期货市场发展时间并不晚于证券市场。[4]操纵期货市场未能与操纵证券市场同时“入罪”，显然不是因为“立法活动总是滞后于客观现实”，罪状稍作修改即导致罪名修订值得深思，有悖于罪名是罪状的高度提炼这一基本特征。刑法第182条以及刑法修正案（一）无论是立法内容、立法技巧，还是罪名归纳方式均经不起仔细推敲。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颁布施行，实现了罪名与罪状的协调。根据“两高”《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法释【2007】16号），该罪罪名最终修订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从罪名发展看，《修正案》（一）是罪名的被动修订，而《修正案》（六）则是罪名的主动完善；从内容上看，修正案（六）从多个方面对该罪进行了颠覆性完善，在此不再赘述{4}(P.70-71)。不过罪名频繁修订足以说明对资本市场相关概念进行理清的重要性。首先，罪名变动频繁，不利于保持刑法的稳定性，尤其是证券、期货这种法定类型的犯罪。刑法第182条从“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到“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再到“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成为我国刑事法律中修订频率最高的罪名之一。不仅反映出相关主体对证券、期货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本质认识存在局限性，而且也使得立法活动远远滞后于社会现实的状况显露无遗。其次，罪名变动频繁，反映出罪名与罪状的协调性差强人意，例如原条文开宗明义描述“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行为，但客观要件第(2) 、(3)项却规定“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说明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行为不仅包括操纵交易价格，同时也包括操纵交易量。第三，罪名变动频繁，表明罪名归纳技巧尚需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