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刑罚种类与刑罚制度的角度进行深层次分析，二者是不同的。讨论死刑的替代措施，不是讨论死刑的执行措施。这是逻辑思维概念统一的必然要求。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尽管多数学者并非不了解死刑与死缓的关系，但是在限制死刑这个问题的表述上，‘适用死缓以限制死刑’却是一种明显的错误表述”{8}。
同时，任何替代措施都应当具有独立性，当被替代物被替代的场合，被替代物就不再出现了。在死刑与死缓的关系上，如果死缓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那么当死刑被全部废除了以后，死缓是否还能够存在呢？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在刑罚种类体系意义上，死缓是限制死刑适用的措施，而不是替代死刑适用的措施。这一点与无期徒刑不同，无期徒刑既是限制死刑适用的措施，也是替代死刑的措施。
（三）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不符合“人总是可以改造的”的基本理念，也不符合“废除或限制死刑”的目的
因为废除或限制死刑，除了尊重生命不得人为处置的自然法则外，还在于“人是可以改造的”。当人的生命被消灭后，自然不存在“改造”的问题；适用死刑消灭生命，是漠视人性的弱点和人受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的反映。
（四）无期徒刑是中国刑罚体系中仅次于死刑的刑种
无期徒刑是死刑废除讨论中特别予以关注的刑种，它属于与死刑相衔接的次位阶刑种。{9}在讨论中国死刑替代措施的过程中，有一些学者看到了现行无期徒刑有期化的现象，认为其不足以与高高在上的死刑相衔接。在废除死刑或实际不适用死刑后，无期徒刑的威慑力及其刑罚效果与死刑根本无法比拟。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任何一项刑罚措施的确立，都是有利有弊的。因为刑罚的功能不能完全排除报应的成分。而报应主义的施行，实质上就是“以恶制恶”的反映。恶报来自设置和采用报应手段的主体思想。因此，正视刑罚措施本身的弱点，是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我们认为，替代措施的选择和设置要从本国的刑罚体系性结构中来考察，考察“各种刑罚方法在刑罚系统中的组合形式”{10}。从我国1979年《刑法》到1997年《刑法》适用的现状分析，我国规定的无期徒刑的适用总体效果是好的，它实际承担着死刑减轻处罚所赋予的重任，具有较强的威慑力。因此，只要通过适当改良，就能够产生足够的类似于死刑的威慑力。
三、无期徒刑适应替代死刑需要应作的改良
（一）现行无期徒刑存在体系性缺陷
无期徒刑通常可以与终身监禁、无期惩役相提并论[1]，它是剥夺罪犯终身自由并监禁于一定场所的刑罚。随着死刑的限制乃至废除，无期徒刑作为一种选择或者替代的刑种，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我国刑法中，无期徒刑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严厉的刑罚方法。它一方面作为分则中与死刑并列的选择刑，凡是规定了死刑的条款同时都规定了无期徒刑，以减少死刑的适用；另一方面，它又是某些严重犯罪的最高刑。无期徒刑是废止死刑后惩罚性最重的刑种。因此，在死刑减少甚至废止后，无期徒刑应充分显现其威慑力与优越性。然而，由于我国无期徒刑及其执行制度设计中固有的缺陷，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人们对无期徒刑科学性的怀疑。
1.无期徒刑缺乏应有的严厉性
如果废止死刑或者实际不适用死刑，那么，无期徒刑就成为最具威慑力的刑种。但是，我国现行的无期徒刑缺乏应有的严厉性。根据我国刑法，在无期徒刑执行期问，罪犯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可以减为有期徒刑，但屡次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10年；在实际执行10年以后，如果有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假释。因此，无期徒刑的罪犯经过减刑，相当于执行有期徒刑10年以上22年以下；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除《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外，服刑10年后，如果没有再犯的可能性，就有假释的机会。这样设置虽然给罪犯一定的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对于许多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等重大犯罪分子来说，他们只要经过10年的刑罚执行期，就可能通过假释等渠道重获自由。这10年的时间与现在的平均寿命相比是非常短暂的，[2] 而且年轻时犯罪的人到了30－40岁就可以假释出狱，这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来说是不容易接受的。因此，我国现有的无期徒刑制度不但不符合相应的责任刑罚，不利于实现惩罚功能，还违背一般国民的法律情感，大大降低了无期徒刑应有的威慑力，缺乏应有的严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