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广播电视自由的性格时，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含广播电视自由在内的大众媒体的一般自由。因为大众媒体的自由与个人表达自由有异与否的判断，将导致节目编辑准则合宪性判断的不同结论。[25]主张节目编辑准则违宪论的松井茂记教授认为“用表达主体是个人还是大众媒体来区分宪法保护程度，不符合宪法第21条的宗旨”，[26]与此相对，主张合宪论的浜田教授、长谷部教授、奥平教授等认为从作用看，大众媒体的自由与一般个人的表达自由是不同的。[27]
判例将该问题纳入“报道自由”的范畴。最高法院在博多车站电视胶片提交命令事件中说道“在民主主义社会里，报道机关的报道为国民参政提供重要的判断资料，为国民的‘知情权’服务”。[28]此处国民的“知情权”并不意味着具体的权利，而是从理念上意指公众从大众媒体获得多样意见、信息的利益。
站在大众媒体的表达自由包含国民知情权的保障，即保障大众媒体提供多样意见、信息的角度，我认为应该认可其与（作为个人人权的）一般的表达自由的不同。迄今为止的日本学说对此持否定态度。这是因为在为公众提供多样意见、信息的名义下，有容忍大众媒体之法律规制的危险。但是，在信息传送方与接受方分离，传送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现状下，只通过保障国家的自由来保障自由且多样意见、信息的流通是困难的。因特网的出现对此也无法产生很大的改变。为了防止社会权力通过大众媒体操纵信息、诱导舆论，为了保障自由且多样意见、信息的流通，有必要在“来自国家的自由”的基础上构想“国家实现的自由”。[29]
日本的宪法论虽然将“来自国家的自由”作为原则，但同时也有必要认可完善自由且多样意见、信息流通之保障条件的要求。[30]该要求可以换称为旨在维持言论市场、奥平教授所言“公共广场”之功能的国家实施的调整要求。这里面临着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即如何消解“来自国家的自由”的要求与“国家实现的自由”的要求的紧张关系，该问题或许通过以下两点可以克服，一是以“来自国家的自由”为原则，二是在认可国家参与的情形中，寻求法规制在内容上的中立性，在组织、程序上进一步完善。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般大众媒体的自由与广播电视的自由的不同。广播电视可利用的波段被限定，不是市场的交易对象，而且，执照制度架起了准入限制。所以，广播电视与印刷媒体相比，很容易被看视为被少数人利用，用来垄断意见、信息，操纵信息，诱导舆论。[31]广播电视在信息传送速度与广度上的优势，进一步补强了上述评价。
即使在当下，少数人通过地波电视来垄断信息的危险被认可，所以我认为为保障自由且多样的意见、信息的流通，为地波电视设置有别于印刷媒体的法律规制是正当的。只是，为了在法律规制中求得内容的中立性，现行节目编辑准则被解释为伦理规定，若认可其法性格，则应将其适用对象限定在公共广播电视中。卫星电视与有线电视今后朝着多频道化、服务多样化、有偿化方向发展，不仅如此，在波段分配中导入竞标方式的话，那市场原理也逐渐在广播电视业中发挥作用，少数人垄断信息的危险也降低。1996年美国、英国、德国修改了广播电视法，都缓和了对广播电视台的限制。日本也有必要在CS数字广播电视领域等收费广播电视市场中缓和法律规制。[32]
地波电视已全面普及，成为离国民最近的媒体，所以，有必要在今后媒体环境的急剧变化中，维持广播电视一直以来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反映社会多样意见，服务于意见形成。[33]为了保障自由且多样意见、信息的流通，不宜采取导致广播电视功能失调的激烈的规制缓和。在整体上推进规制缓和的同时，有必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收费的或有广告的综合广播电视置于“基干性广播电视”的地位，纳入一定的规制之下。[34]在广播电视进一步国际化、影像信息从外国直接流入、外国资本不断进入的背景下，为保护日本文化，增强日本向国外的信息传送力，前述思维显得很有意义。[35]只是，在基干性广播电视之下，日本的广播电视法制具体采用怎样的法律规制，仍待今后继续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