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管理手段：变人治为法治
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管理强调行政命令，通过指令和号召实现既定目标，实践证明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而不符合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的进程。在不断的探索和思考中，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逐步实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相互推进。由此，抛弃法治的“社会管理创新”将是历史的倒退。通过立法机关不断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政府依照法律提供优质服务和管理，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解决各类纠纷，检察机关依照法律履行监督职责，依法组织公民参与决策和管理并形成对法律的尊重和对法治的信仰，这是社会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需要。
四、社会管理创新给法学会等群团发挥更大作用带来新的机遇
长期以来，法学会等群团作为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一直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坚强力量和社会支柱，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好沟通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政府从“全能”向“有限”的转变中，群众团体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一方面，群众团体传统的政治资源、行政资源优势在紧缩；另一方面，新的改革进程中，群众团体的社会组织作用将显著增强，活动领域和空间进一步扩张，在管理国家和公共事务中的地位也将不断提升。就是说，党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不开群众团体作用的发挥。对群团组织自身而言，则要立足优势，调整功能，变革机制，探求新的工作方式，通过改革和创新赢得发展、壮大。
（一）顺应变革、积极履行职能，构建“枢纽型”组织。
一直以来，我国的群众团体以完善、健全的组织网络体系，群众化、灵活的工作方式，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等优势，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联系着不同界别的群众，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但是，在形成之初，各群众团体主要以政治任务为中心，代表一定群体利益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国家社会组织体系中的官方组织。随着改革的深入，蕴藏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能量和多样化需求被释放出来，政府逐渐“还权于社会”，使得群众团体的职能也相应发生变化，需要协助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突出的表现就是要代替政府对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管理、指导和服务，建立党和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体系。由此，不仅要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还要成为连接政府和社会的“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