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利于体现诉讼公正
对一个非专业人士而言，当他人注册的标记是自己商标的俗称时，往往会认为俗称与商标是“名异而实同”，注册俗称等于“恶意抢注自己的商标”，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直觉判断，尽管不合乎法律的逻辑判断。要求当事人精通法理、找到确当的实体依据，是一种苛求。
（二）不利于体现诉讼效率
既然裁判机关用法律理由限定诉讼标的，当事人基于同一事实选择另一个法律理由起诉则不受“一事不再理的约束”。在现有制度下，如果权利人以“商标俗称与自己的商标构成近似”为由另行提起商标争议或诉讼，商标评审委员会和法院应该受理，因为实体权利基础发生改变，构成一个新诉。
如果采纳二分肢说，当事人的诉讼声明是“请求禁止他人注册俗称”，原因事实是“俗称与商标的对应关系”。法官可以在诉讼声明和原因事实的范围之内，独立对“俗称与商标的对应关系”所具有的法律性质做出解释，即使不支持商标俗称是商标权人“在先使用的商标”，也可以根据“俗称与商标本身近似”为由否决第三人注册商标俗称。在前述案件中，商标权人虽然以“俗称是自己在先使用的商标”为理由，其实都强调了俗称与商标之间的对应可能引起消费者的混淆，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自己占有俗称，而只是反对他人对俗称的注册。争议的本质是形成之诉，而非给付之诉。事实上，商标权人往往不愿意实际使用俗称，而是希望公众规范地使用商标。在“索爱”案中，法院还认定索尼爱立信公司主管请求公众不要使用“索爱”的事实。因此，主张俗称是自己在先使用的商标，只是反对他人注册的一种技巧选择而已，是权利人对“俗称与商标对应”这一事实自行做出的法律解释，裁判机关不必受其限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当前的实践中，裁判机关不仅以实体请求权限定裁判范围，甚至还以具体法条引用限定裁判范围，加大了诉讼不公。在多起案件中，商标权人除援引《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外，还援引了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即注册的标志“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有其他不良影响”。法院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对这一条理由均一致否决，例如在“伟哥”异议复审案中，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其他不良影响”主要是指“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他构成要素对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对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上流行的良好的风气和习惯或者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20]在“索爱”争议行政诉讼一审判决中，法院认为“不良影响应当是指除了违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以外，某商标的注册将损害我国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均属于意识形态范畴。”[21]可见，裁判机关认为“不良影响”是指对道德风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损害。但从当事人的请求意图来看，他们使用“不良影响”纯粹是从字面意义来理解的。例如，索尼爱立信公司在“索爱”商标争议行政诉讼一审中诉称：“争议商标的注册和使用将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扰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侵害消费者的利益，也侵害了原告的利益和商誉，造成不良影响。”商标权人用“不良影响”之表述涵盖了三点理由：1．竞争秩序受损；2．消费者利益受损；3．权利人的商业利益受损。辉瑞公司在异议复审中也是把“消费者的混淆”作为“不良影响”。显然，当事人同时选择第三十一条和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是分别从“自己对俗称拥有权利”和“他人注册不当”两个不同角度提出理由，主张“不良影响”的真实意图是主张“注册违反诚信、损害消费者利益”。裁判机关应将这些理由作为审查对象，而不是把当事人选择法条的正误作为审查对象。适用哪条法律来支撑这些理由，是裁判机关的职责，要求当事人“适用法律正确”，无疑颠倒了裁判机关和当事人的角色。由于我国的立法通常在逻辑性和体系化方面有所欠缺，法条中的弹性表述如何解释，是一个常常引发争议的专业问题。，忽略当事人的实质诉求，而苛求当事人对法条的理解与专业机关完全一致，是极不合理的。而且，即使是按照旧的诉讼标的理论，裁判范围只是受到实体请求权的约束，而不能受到当事人选择的具体法条的约束，所以这种做法是违反诉讼法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