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消费者认知中，商标俗称不过是商标的别名，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商标俗称，极有可能引起混淆。注册他人商标的俗称，借用商标信誉的恶意不言自明。但从上述列举的案件来看，除“广本”案以外，商标权人无一例外地败诉（此案也还有接受司法审查的可能）。从实体法上分析，这种结果是源自裁判机关的一个错误推理，他们认为社会公众对俗称的使用不等于商标权人自己的使用，由于商标权人未实际使用俗称，故而对俗称不得主张权利。这种思路混淆了商标权的使用效力和禁用效力。俗称与商标本身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有可能引起混淆，根据商标法理论，俗称与商标之间即构成近似关系，商标权人可以根据自己商标的禁用权反对他人注册俗称。禁用效力及于近似商标，并不以“商标权人实际使用了近似商标”为前提。简言之，商标权人自己对俗称不享有独占使用权，不等于他人可以任意使用该俗称，也不等于商标权人无权禁止他人使用。在辉瑞公司诉威尔曼公司不正当竞争案中，法院的一段推理明显地暴露了这一逻辑错误：“由于两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就‘伟哥’商标享有合法的权益，因此威尔曼公司提出“伟哥”商标注册申请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6]关于实体上的逻辑分析，本人在关于“索爱”案的一篇评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证，不复赘述。[7]
事实上，裁判机关并非没有意识到恶意抢注商标俗称的非法性。例如，“索爱”商标在行政诉讼的一审判决中曾被判定不得注册；“伟哥”商标在商标异议程序中曾被裁定不予注册。大多数案件中，商标权人之所以未得到救济或救济被终审机关否决，主要是因为权利人提供的法律理由不准确。例如，“索爱”商标争议行政诉讼的一审判决曾经支持索尼爱立信公司，判决认为，“索爱”与“索尼爱立信”已经形成唯一的对应关系。[8]由于原告选择了《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禁止抢注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作为诉讼理由，法院只好采用下述推理：“尽管索尼爱立信（中国）公司认可其没有将‘索爱’作为其未注册商标进行宣传，但消费者的认可和媒体的宣传共同作用，已经达到了索尼爱立信（中国）公司自己使用‘索爱’商标的实际效果，故‘索爱’实质上已经成为该公司在中国使用的商标。”尽管一审判决的结果合乎实质正义，但由于这一推理在逻辑上存在障碍，最终被二审法院推翻。“公众使用等同于商标权人自己的使用”在逻辑上确实难以成立，但我们从中可见一审法院的良苦用心，他们必须在当事人提出的诉讼理由之内找到判决的依据。其实在本案中，因为“索尼爱立信”商标本身是未注册商标，援引第三十一条对抗“索爱”的注册，在法条选择上是正确的，因为抢注也包括“抢注未注册商标的近似商标”。但此处的“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应解释为“索尼爱立信”商标，注册“索爱”属于抢注“索尼爱立信”的近似商标。可惜一审法院严格拘泥于当事人的说理，根据当事人的意见把“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解释为“索爱”本身，最终被二审判决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