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协同主义与我国民事诉讼的未来
如果把西方的协同论主义作为反思检讨我国的民事诉讼的武器，并由此引起广泛的学术争论，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其绝对不能抬升为我国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作为救治诉讼中弊病的灵丹妙药。我们作此断言，是基于对当前我国民事诉讼状况的评价。学者之所以重新展开模式论的讨论，提出协同主义的主张，实源于对我国20年民事司法改革结果不乐观的评价。我们承认，直到改革的今天，民事诉讼的供给与民众的需求仍有较大的距离，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认同和法院自身成就感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于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协同主义者认为，我国市场经济后推行的以建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目标的改革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从表象看，相比改革前，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对抗有大大的增强，诉讼程序也更加完善，法官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进行诉讼干预，转而变得消极中立，似乎我们已初步建立了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由于我国当事人的文化水平、法律素养和经济能力普遍不高，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有限等，许多本来有理的当事人招致了败诉的后果，即使如此法官照样可以躲在“当事人主义”的盔甲里面心安理得。造成这种状况，似乎是当事人主义的错。但这根本不是当事人主义的错，我们在引进当事人主义时并没有对其内涵全面地把握，而是把古典的当事人主义奉为圭臬。孰不知，当事人主义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嬗变，古典的当事人主义已被西方社会所放弃，现代的当事人主义不再是当事人主导诉讼、诉讼竞技、法官绝对消极的代名词。基于对当事人主义的误解，又加上市场经济后，法院为应对诉讼急增的压力等考虑，法院就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旗号下，“光明正大”地放弃了本身应承担的职责，把诉讼的负担完全转移给了当事人。与此同时，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权利也没有得到法院应有的尊重，其诉讼行为尚未对法院的裁判产生实质的影响力和拘束力。这不是当事人主义，而是职权主义的变形，是一种新职权主义，我国已有学者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客观地进行了分析{11}。其次，我国现在法官的整体素质还没有达到协同主义者所要求的高度。协同主义对法官提出了近乎完美的更高要求：法官必须大公无私，必须极为公正，必须具有极高的法律素养、道德素养，必须能够准确界定什么时候应当“协同”、什么时候不应当“协同”，必须能够正确把握“协同”的具体程度。否则，法官的“协同”作用就难以做到公正、合理和恰当。然而，法官的个人情况千差万别，特别是在我国，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乃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法官的个体化因素将会导致协同主义在实践中的操作过于流动化、随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