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法律适用的基本原理来看，《合同法》乃系规范一般性合同关系的普通法，而《婚姻法》则是规范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有关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专门性法律，即对于婚姻家庭领域的身份协议和财产协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此的规范乃系专门性的规定。从法律适用的基本原理来看，应该优先适用具有特别规范意义的专门法律。对于婚姻家庭领域中的身份关系协议和财产关系协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对于《合同法》而言，乃是一种特别规范，因此，应优先适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此乃基于“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适用”的当然结论。
其次，从法律文意解释角度来看，正是基于婚姻家庭领域中的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的特殊性，所以《合同法》才专门设立了排除性或者指示性的规定：不适用合同法而适用其他专门法律，从《合同法》的文意来看，“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有关”二字说明了应该包括基于身份关系而达成的财产处理协议，因为此处“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若解释为仅仅指纯粹身份关系协议，“有关”二字则是多余的，仅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即可，这才是仅仅指纯粹身份关系协议的精确表述，正是因为多了“有关”二字，恰恰说明了“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并非仅仅是指纯粹身份关系协议，还应包括身份关系所涉及的财产关系协议。
最后，从法体系解释角度来看，在我国法律体系上，《合同法》与《婚姻法》系并列立法，之所以这样，正是为了让两法“各司其职”。让基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纠纷归于《婚姻法》调整，这符合立法意旨和法体系之解释，而婚姻家庭领域的纠纷不仅仅是纯粹身份关系纠纷，还包括与身份关系有关的财产关系纠纷，因此，此两种纠纷均应归具有特别规范意义的《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来调整。将“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解释为包括纯粹身份关系和与身份关系有关的财产关系协议，符合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纠纷发生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