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协议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协议，赠与人不可擅自撤销赠与[3]，此涉及公共利益、公共道德或公证之公信力问题，此为撤销之例外，乃属合理之规定，但《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此乃例外之例外，乃基于实际履行能力之人道主义考量，亦是基于人性的现实考量，这样的规定具有合理性，由于本案中并不涉及这一问题，固本文对此不予详细探讨。
二、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可否适用《合同法》第186条
《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本条为对关于婚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的排除性或者指示性规定，依据本条，婚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之规定，而应适用其他专门法律的规定。
那么本条排除适用的“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如何理解呢？对此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仅仅是指纯粹身份关系协议，至于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有关财产关系的协议，并不包括在内，不排除后者适用《合同法》，另一种看法认为，“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是指，只要是基于身份关系达成的协议均应包括在内，无论是纯粹身份关系协议（如仅仅解除婚姻关系并不涉及财产分割的离婚协议），还是基于身份关系达成的有关财产处理的协议均包括在内，即无论是纯粹身份协议，还是与身份关系有关的财产处理协议均排除适用《合同法》。
以上两种解释均在《合同法》第2条规定的条文可能文意范围之内，但笔者以为第二种观点较为合理，理由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