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恰当处理意识形态与发展文化产业的关系
恰当处理二者的关系，为知识产权制度开辟合理的发挥空间，才能促进社会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的平衡发展。改革开放的核心任务是解放生产力。未来的竞争是技术、文化创新能力的竞争，为此，必须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制度与观念。早些年，笔者曾到好莱坞考察美国的电影产业，哥伦比亚电影公司首席律师的几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好莱坞是个生产快乐的大工厂。我们花钱请人写剧本，定导演，选演员，制作场景，组织表演，并用摄影机将表演记录下来，压缩成胶片，再把经过取舍、剪辑、合成的影片放给观众看，观众一高兴，就把原本他们口袋的钱放进我们的口袋。事情到此，已经全部结束。至于其中是否有艺术存在，对我们来说，纯属意外。我们关心的是市场，这就是娱乐产业”。正如马克思所言：“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2]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是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在我国，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更注意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长期不接受“文化产业”的概念。习惯于把意识形态抬高到政治的高度。文化政治不分，突出政治。把文化与经济对立起来，喜欢“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限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立法上，有私法公法化的倾向。2001年11月27日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关于“广播电台、电视台非营业性的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作法，是这一倾向的突出表现。所幸，这一不当已经纠正。此外，立法技术的瑕疵也会破坏法律的系统性，成为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因。最近，为执行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2010年2月26日对《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一款这本不属于著作权法的规定做了修改。原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法律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有意见认为，1989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草案》原本没有第四条第一款，是在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被提出，并经反复讨论，修改以后被加上的，国内外各界对该条款一向争议不断，也给立法、行政、司法界乃至法律教育界带来各种困扰。鉴于2001年2月已颁布了《出版管理条例》，国家已经有了系统规范作品出版、发行的法规，为免争议，妥善的办法就是索性删除第四条第一款。但2010年2月26日修改为：“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放弃容易令人产生歧义的规定，无疑是一种文明，是法律的进步，对国内国际社会释放了善意。但是新的表述则不免令人困惑，就规定的内容而言，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是依然把有关行政管理的条款放在民事权利法中，是否妥当，令人质疑。这一倾向被曲解的后果之一，是理论上出现了迎合上述诉求的“知识产权的私权公权化趋势”的观点。这些情况如不能妥善解决，会阻碍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而必然制约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巨大。今后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创新，尤其须加强文化创新。国家应当改变以往重科技轻文化的产业政策；调整重理轻文的教育结构；放弃重物质财富轻知识产权的传统观念。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科技和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文化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甚至出现了超过传统制造业的趋势。我国虽然2000年才在政府文件中出现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但是发展潜力巨大。可以预见，注重科学发展，平衡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的关系，发掘文化产业的潜能，有条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