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在我们考虑另一项或明或显地为政府辩护的意见时，即所谓的“成本约束”论时，会看得更清楚。
不同于“初次发现”鸭蛋中的苏丹红、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和馒头中的柠檬黄，今年“315”揭露出来的“瘦肉精”，是国家相关规定中“常规检测”的内容之一。因为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国际范围内即有“瘦肉精”中毒事件爆发，我国于1997年即已经明令禁止“瘦肉精”在饲料和畜牧业中使用。之后，媒体上出现过数起因非法使用“瘦肉精”导致多人中毒而受到监督部门查处的事件报道。2002年2月，农业部会同卫生部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出台了《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目录》，将“瘦肉精”列为禁用药品，并将“瘦肉精”列入年度例行监测计划。基于这些事实，前述“无知”的抗辩明显无法适用于“瘦肉精”事件。于是，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开始强调成本的约束：如果政府加大投入实施更严密的监管——例如在内地普遍推广“至今保持了11年未发现瘦肉精的纪录”的内地供港澳食品监管体系，——必然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随之而来的当然是产品售价大大提高，只怕消费者“消受”不起。
的确，就现实而言，任何选择都会受到有限的可得资源的限制，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客观约束条件。食品安全的监管问题也不例外。不仅仅生产者强化食品安全的投入，最终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且政府对安全监管的投入，最终也会落在普通消费者身上：因为政府不事生产，政府所花费的每一分钱最终都来自千千万万纳税人——同时也是食品消费者——的口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纳税人/消费者的经济承担力是有限的，只能做成有限的事情；……凡此种种，均是实情。
然而，正因为受到包括经济能力在内的诸种现实条件的约束，面对风险，我们的选择早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抑或风险的选择，而是“何种风险”（此种抑或别种风险）的选择。 换句话说，当我们不得不接受与风险共在的命运时，我们做出选择时，就已经不再追求或不可行或不可欲的“零风险”而转向了更为现实的可行且可接受的“特定风险水平”。有关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决定也不例外。这样，假如我们并不质疑对食品监管体系的投入能够降低食品的风险（换来更多的“食品安全”）的话，选择对食品监管体系投入多少的决定，就不会是个纯粹的经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问题，而是一项事关要承受“何种风险水平”的“风险决定”。对此，如前所述，我们有必要追问，受影响者是谁？决定者又应当是谁？答案当然是：食品的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