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就虚报注册资本之情形而言，如公司设立登记时全部注册资本均系虚报；或者虚报注册资本的金额和比例已经足以使该公司丧失其成立的法定资本最低条件（如一般类的有限责任公司实缴资本低于 3 万元、一人有限公司实缴资本低于 1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实缴资本低于 500 万元）或特殊条件（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特殊行业类公司实缴资本低于《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特别法的规定等）；或者虚报注册资本系由伪造证件所为；等等，则可认定为“虚报注册资本”之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二，就提交虚假材料之情形而言，如全部申请材料均系虚假或伪造；或者涉及证明公司资本、发起人或原始出资人（股东）、公司机关人员的组成、公司经营场地与条件等实质条件类申请材料系虚假或伪造；或者需要获得例外行政许可的特殊类公司之行政许可文件或批件系伪造或变造；等等，则可认定为“提交虚假材料”之情节达到严重的程度。
第三，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之情节严重程度，可以解释为以合法的形式，隐瞒足以导致公司设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等情形，如以合法手段隐瞒公司的非法经营目的；以公司章程掩盖或隐瞒法律禁止非营利性组织或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出资等重要事实或信息的；对公司营业后存在重大环境和生态隐患或足以引发环境灾难等事实进行隐瞒的；对公司营业存在破坏社会公序良俗的；以欺骗手段获得营业行政许可批文的；等等，可认定为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且情节严重。
（三）公司设立登记撤销的启动方式
公司设立登记撤销属行政撤销行为，原公司登记机关在适用该撤销程序时，是应主动依职权作出，还是被动应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举报而作出？由于对公司登记撤销行为的性质认识不一，对其启动方式存在不同看法。持行政处罚论者认为，公司登记撤销行为应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应由原公司登记机关主动依职权而作出。[4]也有学者从行政撤回的视角认为应依职权作出。[5]
笔者认为，要正确定位公司设立登记撤销的启动方式，除应考虑其行为的性质外，还应从公司设立登记撤销所负载的法律意义和制度功能来求解。如仅仅把其制度功能理解或局限于维护行政登记行为的公信力或者对违法当事人予以惩罚，则应当按照职权主义的程序模式，由公司原登记管理机关依照职权而作出；如把其制度功能扩大至救济因公司登记的实质性瑕疵而利益受损的利害关系人这一层面，则应赋予其以举报、申请之权，通过利益受损的利害关系人之申请而启动。根据这一基本思路，第一，就公司设立登记撤销行为作出的法律意义而言，公司登记机关对原设立登记有效性的否定，以维护公司设立登记行为的足够公信力，借以惩戒公司设立登记中的弄虚作假行为，从而达到维护有序、公平的营业竞争环境，保障交易安全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具有维护（行政行为的严肃性）、惩罚（违法当事人）和保护（交易安全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利益）等多方面的制度功能。第二，从公司设立登记实质性瑕疵的事实、证据等相关信息的获得途径来分析，除可通过原公司登记机关的证照年检和依职权查处外，更多的是通过利益受损的利害关系人之举报、申请而获得。第三，从我国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的实施程序和《公司法》第 199条规定的基本精神来看，行政处罚、行政撤销、行政强制等具有行政强制执行力类的行政行为的启动，除依照行政主体的职权启动外，对利益受损的利害关系人的举报、检举、申请也是持鼓励态度的。第四，在我国《公司法》的制度安排中，对公司设立登记实质性瑕疵没有引入司法宣告无效和司法撤销程序，司法宣告无效、司法撤销与行政撤销制度一个最为重要的区别是，前者是以不告不理的被动方式由当事人提起诉讼而发动，后者则为行政登记机关可依职权主动作出。在司法宣告无效和司法撤销制度缺如的情形下，如撤销公司设立登记只由原公司登记管理机关依职权作出，就意味着由于公司登记的实质性瑕疵而利益受损的利害关系人，因不能及时启动公司设立撤销程序，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第五，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股东、债权人设定了多项保护制度，如第20 条、第 64 条、第 183 条等。但第 20 条所遏制的是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不正当控制行为和逃债行为；第 64 条所涉及的是一人股东与公司的财产混同行为；第183 条所涉及的是公司僵局与司法解散，且均为司法程序，自然不适用于公司设立登记中实质性瑕疵的救济，不能援用上述法条来处理。据此，笔者认为，公司设立登记的撤销，既可由原公司登记机关依职权主动审查而发起，也可由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举报而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