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利益衡平机制追求“分配的正义”，它要求按照均衡平等的原则将世间的万事万物公平地分配给身份体内部的全体成员。在此，均衡平等意味着与某种标准相称的比例，使每个人各得其所。[24]现代社会中的身份利益衡平机制需要将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相结合；市场机制是身份利益分化机制，产生身份利益差序格局；政府机制属于矫正机制，将身份利益差异调节到普遍可以接受的范围。市场机制仅仅是社会机制中的一种，人的命运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来决定；而且，市场机制以效率为取向，竞争和淘汰机制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无法实现，甚至危及基本生存。近代以来的法治注重“权利向弱者倾斜”，它关注的就是弱势群体如何分享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成果问题，以提供可以维持文明性的生活方式所要求的最低社会保障为条件，换取弱势群体放弃通过非理性的手段提出权利和利益诉求。法律设计社会福利制度，由政府为公民获得基本生存利益承担直接责任，这是政府保证社会公平责任的主要内容。国家的公共服务对那些日常生活缺乏保障的一部分人，特别是贫困人群，提供“免费的午餐”，为社会成员提供抵御市场风险的有效机制。
（三）身份利益表达机制。每个身份群体均有特有的利益需求，不同的利益需求需要通过相应的方式才能正确表达，而不同的表达方式既可能反映也可能掩盖真正的利益需求。欧洲社会传统中，封臣与封君之间存在双向忠诚关系，“附庸的臣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契约，而且是双向契约。如果领主不履行诺言，他便丧失了其享有的权利。”人们普遍承认，附庸拥有离弃恶劣领主的反抗权利。“一个人在他的国王逆法律而行时，可以抗拒国王和法官，甚至可以参与发动对他的战争。”[25]近现代宪法确认了议会制度，试图为社会各身份群体提供政治表达的平台，以替代直接的阶级对抗。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弱势身份群体的政治与社会表达应该得到保障，特别应该承认农民身份群体与其他群体具有一致性的利益诉求，给农民以充分的利益表达机会。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指出：“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我们等三年，真正需要即可筹办”。[1]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身份群体均有权主张身份利益，获得有效的政治与社会表达渠道，民主政治的群言堂中，不同身份阶层的讨论可以博弈出身份正义。
（四）身份救济机制。近代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给人们带来了形式平等，现代社会中，人们发现形式平等并不能消除身份差异。市民社会仍然是一个结构体系，许多领域个体的权利和责任仍然依据他的身份位置确定，这样的社会成员“位置”体系与合约体系并存。劳动关系、消费关系等强弱主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导形态，身份区分的基本格局构成了强弱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劳动者——雇主、消费者——生产经营者。在身份差异基础上，人们可能选择追求等级特权或追求身份公平；不同的追求会导致社会对立或社会和谐的不同结果。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主张，“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并且（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均等原则）”。[13]7-8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身份正义与社会和谐需要通过身份妥协与救济实现，在身份差异基础上追求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妥协、联合和一致性行动的可能，以避免传统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从而产生积极的结果。
身份妥协的实现，首先是寻找强势身份群体与弱势身份群体共同的利益基础。它的正面表达是作为人性和文明性要求的价值关怀；负面的表达是身份利益矛盾积累会导致社会冲突、暴力革命等代价惨重的社会行为，暴力冲突的社会环境不利于所有身份群体。其次，提供弱势身份的可接受性。可接受性指民众对身份的接收、支持、同意或服从，至少是能够忍受，习惯顺从，以致形成对身份行为正确性和适宜性的内心认同与肯定。第三，对于强势身份群体的约束。对于权力或经济强势身份群体要限定其份额，约束集团利益膨胀。苏格拉底（Socrates）认为，只有当统治者代表被统治者利益制定符合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法律时，才称得上正义。[26]
在身份妥协的基础上设计身份救济机制。身份救济中的正义要求对每个人根据需要对待，并要求社会提供给每个人以最低限度的满足。社会法为其提供了实现机制，基本要求包括：第一，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以人的基本要求或公民权利为核心价值，在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建立社会再分配制度。政府通过国民财富再分配成为社会福利的主体，从而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个人、家庭和慈善组织等为主要渠道的社会保护机制。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或活动都是围绕为社会成员提供福利和服务或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这一目标展开的。[27]第二，加强法律中的身份调整。身份结构一旦确定，则明确了某一领域的强弱身份差异，在此基础上进行区别对待。对于社会弱者“身份”认定的目的，是要以其具体身份来决定利益的分配，使分配结果有利于“弱势身份”的一方。通过倾斜保护，对于失衡的社会关系作出矫正，来缓和实质上的不平等。在经济方面，保障弱势群体合理的国民财富份额、同等的公共物品使用权，通过多次分配的途径对弱势群体给予补偿。身份调整以救济弱势群体为宗旨，正如民法中确定雇主对于雇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规则，“有关雇主与雇员关系的立法，将责任和义务强加在雇主身上，不是因为雇主有此意愿，也不是因为他有过错，而是为了保护雇员的利益”。[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