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应的另一方面，身份地位卑微意味着利益输出。无论是奴隶、农奴还是产业工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却非社会财富的享有者，他们输出的利益构成了社会存在发展以及统治阶层的利益来源。更有甚者，身份制度还为弱势身份者造就了一种虚假并扭曲的社会利益，为弱势群体提供虚幻的满足。正如一旦社会选择偏好是小脚女子，小脚便成为一种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拥有小脚就成为一种社会利益。家长会从女儿的利益出发，以摧残其健康来获取社会认同。
身份文明冲突中的主角是其中不同的利益集团，身份制度中所界定和提供的是整体性的社会利益。身份变化的动力与阻力均系于这种利益分配与再分配，一个社会的身份制度的结构性变化依赖于利益的重新调整。
（二）社会势力。身份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因为在这种制度运行中，会形成利益一致的强势身份群体，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来维护现行身份制度；进而，这些群体通过身份制度的保障获得超额利益。最强大的身份群体总是社会中组织能力和组织效果最好的身份群体，是社会中合法暴力的拥有者，掌握着社会利益分配的主导权。那些占据支配地位的身份群体控制着主流媒体，通过社会化的暗示和明示的方式反复论证或宣传一种观点、主张和世界观，使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可这样的身份观念意识以及相应的身份利益格局。[8]柏拉图（Plato）的《共和国》记载了一位对话者的命题：“正义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强者的利益罢了。”因为法律是统治者根据其利益制定，并要求被统治者服从，违法就是不正当的，要受到惩罚。每个国家的法律的一致原则是：即统治者的利益就是法律正义。[9]此处所谓的“正义”实质是一种实现形态的非正义。最弱的身份群体总是组织能力和效果最差的群体，导致经济层面弱势、政治上少权，不能有效地成为社会博弈当事人。社会势力的作用常常能够胜过事物本性的要求，一些本质是邪恶的事物也可能被法律和社会规则所保护。所以，由人制定的身份法律有善恶之分，虽然邪恶终究不会因具有“法律”的形式而变成善良，但是，在权威的立法和法官的裁定中，身份非正义却时常能够切实地实现。
（三）制度安排。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凌驾于自然的不平等。[10]人类的身份现象具有自发倾向和社会安排的双重性质。就社会性质而言，身份制度的形成与社会运行过程紧密相联，由此产生相应的规则体系、奖惩机制与社会认同，人类的身份活动被制度化，获得刚性的保障力。例如，中国改革开放前存在户籍身份系列、人事身份系列、所有制身份系列。这些身份是由行政的力量赋予的。“但人们获得这种身份时，不需要也不能够依靠平等竞争，而且一旦得到了这种身份，便不能轻易改变；组织成员一旦获得了某种身份，也就得到一份相应的资源，这份资源既不会因他的疏懒而失去，也不会因他的努力而增加”。[11]制度为社会生活设定规则，权威性地界定何种行为适当，并通过奖惩机制迫使人们按照要求在社会生活情境中扮演各种角色。如果特定的身份制度框架以及相关制度不变，个人的行为模式不会发生改变；只有身份及其相关制度发生深刻变化，个人的特定行为获得不同的身份意义，这样，其行为方式才会发生改变。
（四）社会文化心理认同。人性和民族性中那些最深厚的文化积淀往往构成一个社会中可以接受何种身份利益分配格局的真正基准。身份制度规则如果通过文化的认同，变成一种文化习惯，则会获得持久的保障力，并为社会成员自觉践行。某种身份规则一旦获得了文化上的呼应，在人们的心理上引起了共鸣，则不论正义与否，都能够堂而皇之地规制社会生活。身份法律规则的真正渊源是民众的具体实践，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自发身份秩序，总体上是适合人们生活需求的。个体在具体的身份关系中往往将自己托付给习惯，并形成一种非理性的判断与选择。习惯是人们适应社会生活的工具，掌握习惯成为个人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法律的约束使习惯被控制在法律的基本价值和原则的框架内。
三、身份正义的诉求
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认为：“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12]考察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关系，从中探析身份正义需要哪些前提条件。在现代社会中，身份正义的诉求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奉行法治理念。不同价值取向中的身份制度规则设计不同，在等级特权社会中，身份制度负载的价值是等级秩序，强化的是特权，以其制度特质将特权固定化。近代以来将身份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普遍的法治理念基础上，自亚当·斯密开始就将自由和平等作为国家宪法应该尊重的“自然秩序”，反对对任何社会阶层的歧视，此后，法治理念成为身份正义的要素。现代法治追求实质公平，身份制度转而对于实质公平发挥建构功能，因为在身份制度之中，人被稳定地类型化，强势身份与弱势身份差异明显，在社会结构中的利益区位易于观察，体现的社会公平与否易于凸现。应该调和自由市场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把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区别开来，政策和法律首先要保证机会的公平和程序的公平。其实，身份的起点也难以公平，人生而具有不同的自然秉赋与社会背景，问题在于如何应对这种起点不公平。古代社会的政策是将这种起点不公平固定化、制度化、神圣化；而现代社会的政策选择是将它作为调节与救济的依据，美国学者罗尔斯（Rawls）认为“差别原则达到某种补偿的目的，即给那些出身和天赋较低的人以某种补偿，缩小以至拉平这种出发点方面的差距。”[13]。身份结果的差异原本是一种社会利益划分形式，强势身份是先天的继受或后天的奋斗得来的，无法人为消灭；应对身份结果的不公平，社会政策选择只要是倾向于对强势身份群体进行约束、对于弱势身份群体进行扶持，就可以认为公平。现代社会中，身份正义方面的主要进步在于强调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强势的社会身份岗位向全社会开放，并以人权保护与公民权保障为身份正义的底线。现代立法中发掘了身份的矫正功能，对应于自然性差异和社会性分工，以现代公平正义理念予以矫正，成为追求实质正义的有效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