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先有公案，还是先有民意裁判，令人迷惑。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说，个案之所以引起热议和评判，成为公案，绝不是空穴来风，是因为它具有某种“主题元素”[5]，比如贫富关系、权贵身份、道德底线等等。如果没有个案中所包含的这种“主题元素”，那么，个案是绝不会引起公众和媒体热议的，因而也成为不了公案。这个“主题元素”吸引了公众、媒体、为政者参与到个案的司法中来。正是这个“主题元素”，才成为公众、媒体和为政者不同程度地干预司法的合乎“目的正当”的理由。
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成为“舆情监视器”，网上投射着转型时代的冲突、困顿、无奈和焦虑，有人说，顺着网线可以触摸时代的脉搏与心跳。可以肯定的是，网络目前已经成为民众通向政治的无形的、非正式的重要通道。在这样的新条件下，个案很容易演变成“公案”，民意法庭和民意公审也就在此出现了。民众、媒体等舆论构成了对个案进行审判的架势，这就是所谓的“民意法庭”，又称“舆论法庭”（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它通过舆论和民意来进行审判，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司法裁判。民意法庭一般有两个裁判者，即民众和媒体。从应然的理论上讲，民意法庭会对陪审团产生影响，但很难对没有陪审团制度的司法活动起影响作用，因为司法机关是独立行使职权的，并且法官的职业习惯往往对民意和舆论抱排斥态度。民意和舆论即使有影响，也是在法院不知不觉状态下产生的。但是如果通过为政者，则无庸置疑可以直接干预司法。
他们四方面力量构成的角力关系，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政治力学”问题。这里的政治力学并不是指通常的政治斗争，而是它们都利用法律或法律的弱点强调自己的意志，对司法施加压力，对案件当事人产生影响。其中，既存在多种主体角色本位的天然固有的力学关系——静态物体关系，比如固有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较量；同时，它们又与社会发展和法制改革相联系而产生连锁反应——这种力学关系又是动态的，这种力量强弱可能是阶段性的，因而是可以根据社会发展变化而权衡的。它们四方面有各自的正当性理由来支持，所以我们一时难以辨别谁对谁错。
眼下民意与司法这两者之间的正常关系出现了严重的扭曲，民众、媒体、为政者和司法官四方面的认识也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他们是公案这个混沌问题中的四个主角，究竟谁是这些公案的真正裁判官？司法、民众、媒体、为政者四方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其中对司法判决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法官，而是“匿名者”。是不是存在“匿名审判”，有没有“双簧审判”？如果说西方国家的陪审团对司法判决产生外行人的重要影响的话，那他们是能看得见的决定者，可是我们的决定者是无形的、匿名的。美国人也会批评陪审团式的民主，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匿名者，更谈不上当他们判断失误时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