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外商投资控股方式来看，外资控股并购力度加大。据统计，截止2004年，按销售收入指标，外资在与通信设备制造、服装生产、文体用品、皮毛制造四个行业中所占比重均超过50%；按利润指标计算，外资生产摄像机和传真机的市场占有率分别高达99％和98%、大中型计算机为75%、轿车和电子元件均为70%、机床为63%，微型计算机为60%，可见外资在华控股力度不断加大，谋求企业甚至行业控股权的意图日益显露。[2]外资从合资走向控股或独资，反映出外资将中国市场纳入其公司的整体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战略；即在全球共享其供应渠道、人才资源和技术、管理经验，只有对合资企业拥有绝对的控股权，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第二，从外商投资控股领域来看，外资控股由传统产业向关键产业渗透。近几年来，外资控股逐渐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和第三产业迈进，并不断向教育、传媒等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具体说来，外商控股并购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四类行业：一是市场前景非常看好、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含量高、且行业内已拥有一定数量外资企业的制造业，如国内制造业中的汽车、家电、石化、机械等行业；二是规模效应明显的流通业，主要是批发与零售以及大型综合超市等行业；三是正在取消进人限制的原垄断行业，如服务贸易领域和金融保险业等；四是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如通信业和制药业。[3]
第三，从投资控股主体和区域来看，投资控股主体由港奥台中小企业转变为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投资区域日趋扩大。世界500强中已有400多家来我国投资，投资控股区域虽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但近年来在中西部地区也有一定的发展，且来自某一投资地区的外商在大陆某地投资高度密集，如在广东、海南两省以港澳投资居多；在福建省以台商投资居多；在山东省以韩国投资居多；在辽宁省以日本投资居多；而上海则以美国投资居多。
第四，外商投资控股的规模化、系统化程度加强。所谓系统化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不仅向一个个单独企业进行投资，而且对一个产业的上、中、下游各个阶段的产品或相关联的企业和行业进行横向投资或者对生产、流通、销售或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进行纵向或系统的投资。他们既投资最终产品，又上零部件；既抓生产又搞研发、销售和售后服务，对相关生产也进行配套投资，并有选择地在中国各地设点；还有一些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实行深度一体化战略，在我国仅生产某种零件或者进行某种产品系列组装，他们是母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其配套体系是全球的，带动全球子公司发展，与我国的产业关联不大。无论在中国选择何种投资方式，都必须服从跨国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还有一些跨国公司在我们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以完成其统一的对华战略。[4]
二、外商控股实践与我国外资立法目的的价值博弈
我国当初通过外资立法招商引资，主要想利用外资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国内资金短缺问题，利用外资控股盘活国有企业存量资产，使我国因重复建设形成的大量过剩生产能力直接面对国际市场，利用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营销网络、资源优势拓展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二是解决国内企业技术落后问题，用市场换技术，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增强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三是解决国内企业管理水平低下和管理经验不足问题。利用外资并购控股，学习他们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手段和营销技术，促进国企“软件”资源的提升，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夯实企业发展基础。这是我们利用外资想达到的目标。然而，外资并购控股我国企业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帮助我国企业脱困和改制。实践中外资并购控股更注重优势互补、取长补短，而不是大带小、强扶弱，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进而追求最大化的利润。中外双方在追求的价值目标上存在分歧。我们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外资也在利用我们。在这种存在分歧的价值博弈中，和谐双赢的局面只能靠不断斗争与妥协来维系，这也是外商对我国投资力争控股的价值之所在。
跨国公司之所以在投资实践中追求控股权，首先是关系到技术的保密性问题。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的生命线。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E·凯夫斯认为跨国企业借以进行对外投资的优势，最重要的应是投资厂商所掌握的先进技术、高效率管理知识等无形资产。跨国公司利用技术优势对外进行投资，必然引起技术优势的转移。[5]如何控制技术在企业内部扩散，是跨国公司最担心的问题。根据所有权优势理论，越是高新技术产业，外方越是选择高控制方式进人；相反，越是成熟的产业，外方越是选择低控制方式进入。外商投资企业中，技术水平先进的程度与其控股要求成正比。为了确保技术优势达到充分发挥，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采取独资或控股的方式来华投资，只有这样才会将其更高端的产品与生产技术转移过来，并采取全球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将其优势技术进行无障碍保护。[6]从某种意义上讲，技术控制比股份控制更重要，因为控股与控制技术交换，使得控制股份有时候会失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