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董事的司法解任。对于违反消极任职资格的董事，《公司法》第147条明确规定该选举、委派无效；董事任中出现该情形的，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据此，在选举、委派之初董事不合资格的，公司应自行解任，否则，股东可以提起选举决议无效之诉。问题是，在任内出现不合资格情形的，理论上应由公司解任，但公司拒绝解任应如何救济，立法未有明文，如听任其持续，将使任职资格的规定形同虚设。究竟适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讼程序更为适宜解决股东对董事的司法解任请求权，需要进一步探讨。
2．比较法考察。关于在董事任职期间因非正常情形导致董事缺员的补任，大陆法系公司法大多规定了非讼程序的司法补任制度。如《韩国商法》第386条规定，法令或者章程规定的董事缺员时，因任期已届满或辞任而退任的董事，在新任董事就任之前仍具有董事权利和义务；认为确有必要时，法院可以根据董事、监事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选任出临时执行职务的人并登记。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的立法规定与此类似。[30]
关于董事的司法解任，各国立法分为两种模式。一是适用诉讼程序的模式。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00条规定，董事执行业务有重大损害公司之行为或者违反法令或者章程之重大事项，股东会不为决议将之解任时，得由持有发行股份总数3%以上股东于会后30日诉情法院裁判之。台湾学者认为该诉讼为形成之诉，以公司及该董事为共同被告。[31]日本与韩国也有类似诉讼程序的规定，[32]美国公司法则规定股东采用代位诉讼来实现解任请求权，[33]二是适用非讼程序的模式。如英国《1986年公司董事消极资格法》明确规定由法院颁发对特定董事的董事消极资格令。据该法第2－5节，如果董事已经实施犯罪行为或从事违反对公司义务的行为，国务大臣或公司的官方接管人、清算人、债权人及股东（过去或现在的）都可以向有颁发公司解散令资格的法院提出申请要求颁发董事不具备资格的命令。一般认为，由法院依非讼程序解任董事能迅速解决纠纷，使公司人事关系尽快趋于安定，有利于公司正常运行。但要注意，董事的解任原因并不仅限于消极任职资格之违反，违反对公司的诚信义务是实务中的最主要原因，当事人对于董事违反诚信义务与否的争讼性很强，通过非讼程序来判断董事是否构成诚信义务之违反，是不妥当的。
3．与非讼程序的契合度考察。在董事人数缺员以致公司无法正常运行的情景下，如股东会难以召集，董事缺员的问题持续不得解决，大陆法系公司法允许相关利益人向法院申请临时董事（管理人）的司法补任以迅速结束不正常状态，如股东对该临时董事不满，还可以召集股东会决议以彻底解决之。这一立法模式值得肯定，因为董事的司法补任不涉及实体权利争议，适用非讼程序是恰当的。
董事解任纠纷究竟适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讼程序解决，需作具体分析。虽然，董事是否具备消极任职资格的情形属于比较容易判定的事实，符合非讼事件无实体权利争议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解任请求权的提起还包括针对董事任职期间因对公司、股东从事欺诈行为、滥用职权、违反法律等违信行为，这些法律事实的判定很复杂，需要当事人的充分诉讼参与，法官于此场合也不宜行使自由裁量权。因此，对于违反消极任职资格的董事补任，宜适用非讼程序；关于董事是否违背对公司的诚信义务发生争议的，应通过诉讼程序即股东向法院提起代位诉讼解决。
（五）公司解散及清算纠纷
关于公司解散与公司清算的关系，大陆法系公司法实行先解散后清算的体例，英国法采先清算后解散的体例。我国采前者，公司解散可以由此定义为“已经成立的公司基于一定事由发生而导致公司人格消灭的原因性行为和程序”，公司清算定义为“公司解散后处分公司财产以了结各种法律关系并最终消灭公司人格的行为和程序”。[34]这一定义表明公司解散和清算都偏重程序，与实体权利相关的争议不大。公司解散按其原因分为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后者包括行政解散和司法解散，下文重点研究后者即利害关系人提请法院解散公司。资合公司的解散清算分为普通清算和特别清算，下文的研究限于后者。
1．我国司法救济现状。就司法解散，《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立法在此处使用了“请求”一词，究竟属于诉讼请求抑或非讼申请，尚需讨论，司法实践中也一直存在不同做法。200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下称《公司法规定（二）》），明确将其定位于诉讼。但在该司法解释颁布后，相关理论争议并未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