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具体地说，迄今为止的现代法学体系在追究行为的责任之际必须充分考虑到行为者的主观意志和客观控制能力，但“风险社会”出现之后，因果律的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分青红皂白地让所有人都分担损失或者无视各种情有可原的条件而对行为者严格追究后果责任，逐步成为司空见惯的处理方法，法律判断的本质已经有所改变。如果我们同意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等的决策理论把风险定义为“对不情愿事实引起的不情愿结果的预期”的主张，相应地就会同意把现象的盖然性与结果的严重性以及两者的相承关系作为评估风险的标准，因而也就有必要把社会系统如何应对风险、公共选择怎样进行、决定的正当性根据何在、启动归责机制的因素是什么等问题作为法学研究的焦点。显而易见，在这里，博采各种社会科学手段、以国家与社会乃至个人的互动关系而不是规范的教义为主要考察对象的法社会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法律制度的认知性或反思性需要适当加强，规范性需要适当减弱，对法治主义的理念有所修正。
三、探索依法的风险管理之道
从社会系统的内部结构、语境以及相机处理和功能替代物的可能性等角度来考察风险现象的研究路径是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开拓的，尔后在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12]尼克拉斯·卢曼的《风险：一种社会学理论》[13]等的理论体系中进一步伸延、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卢曼的系统化思想。他把风险概念与决定机制及其正当性密切联系在一起，为探讨风险社会的法治究竟有什么样的变化、应该如何推行依法的风险管理等相关问题群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分析框架。例如关于“不可视的风险·不安心的沟通”、“危险·风险·剩余风险”、“决定者·被(决定)影响者”、“风险非知·风险转换”、“规范·稀少性·风险”、“时间维度·社会维度”等的类型化、模型化作业，奠定了风险法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一)风险法制的特征———以卢曼理论为线索
在我看来，关于依法的风险管理的卢曼理论提出的如下三大命题是特别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即：(1)产生某种损害的可能性，对决定者构成风险，对决定的被影响者则构成危险。因此，未来的认识究竟取决于“风险”还是“危险”，会导致社会结合的不同形态。例如对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人们究竟是理解为自己利用新能源的决定或行动的风险，还是理解为旧苏联的政府管理体制的危险，会导致不同的群体反应。由此可以推论，倘若决策过程缺乏风险意识，很容易造成人们总是把可能的损害归结到“危险”范畴这样的事态。也就是说，在社会观念中当风险反过来被转换成一种危险来把握时，社会行动就会发生质变，围绕风险性决定的争议和抵抗也将激化或者凸显出来。这就把风险问题与决策机制以及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了。(2)规范可以限制随机性，但却不能限制风险的随机性。在卢曼看来，规范的本质是在出现违背规范预期的现象之后仍然能继续维持预期，具有对抗事实的效力，因而规范能够限制其他的可能性，减少社会的复杂程度。[14]但是，风险是因可能性的增加、扩大而引起的，很难通过规范来解决与风险相关的问题，两者的时间组合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无论规范如何缩减复杂现象，剩余风险总是存在的。无论系统如何加强学习功能，非知部分总是存在的。因此，规范预期不得不相对化，规范不得不通过自我反省的机制调整法律形式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反省机制，法律条文的解释和执行都有可能带上法社会学或者法政策学的色彩，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裂痕也会渐次弥合。换句话说，依法的风险管理要求一种非决定论的态度，在规范秩序中嵌入了概率论以及博弈论的契机。(3)当今抵抗运动的本质是拒绝为充满风险的他人的决定或行为而牺牲，反对不负责任的、危险的判断方式。根据卢曼在《风险：一种社会学理论》中的分析，从历史发展阶段论和类型学的角度来看，风险与法制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基本形态，即欧洲现代早期出现的以“抵抗权”为轴心的规范冲突，在十九世纪因“分配不公”而引起的政治经济冲突(主要表现为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所谓“新的风险”———以决定者与决定的被影响者的分裂或对抗为特征的各种决定(也包括为回避风险而进行的各种决定)的风险。[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