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达到“破产隔离”的作用，资产证券化应创立特设载体（SPV），以更好地“专款专用”。但不良资产证券化依靠的主要不是债务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AMC的整体信用和外部信用增加的强度。AMC又是专门处理债务的金融中介。所以，对于大多数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是不需要单设SPV的。没有SPV，就由AMC作为服务机构，定期收取贷款本息，转付给各级证券持有者。AMC定期向投资者提供贷款企业的财务状况及有关重大事项，供投资者参考。
房地产抵押贷款与基础设施贷款，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两个优先领域。此外，应收款证券、汽车贷款租赁应收款证券、公路通行费支持证券、从属贷款证券（CLO，Collateralized LoanObligations）以及“与商品相关的组合结构债券”（Commodity Linked Hybird Debt Structures）都可以试行。
（五）外资参与
转轨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时，无一例外地重视外资的参与。匈牙利在银企债务重组过程中，六大银行均向外资出售了股份。其中匈牙利外贸银行股份的49%、匈牙利储蓄银行股份的20%、布达佩斯银行股份的60%、匈牙利信用银行股份的89%、塔卡里克银行股份的61%均为外资所购买。
我国国内储蓄丰富，外资参与主要不是为了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而是提供债务重组的技术和经验。实践表明，外资对企业家的约束一般强于内资。不过，由于对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担心，外资对收购国有企业并没有多大兴趣。为了激发外资收购AMC不良资产的积极性，目前能做到的一件事是允许国内金融机构对外商收购不良资产提供人民币贷款。外商借人民币，还人民币，不存在汇率风险。
五、AMC的前景
AMC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市场环境的缺乏。中国改革进程中，曾移植了大量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最终多数被扭曲。转轨国家10年艰难的经历，也表明制度环境的极端重要性。正如诺斯所说：“只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创造市场所必须的制度条件，因为其他人简单地视制度为当然”。（诺斯，1994）。
比之于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市场国家，我国AMC将遇到下列特有的难点：一是中国的银行和企业基本上是国有的，产权不清，信用观念淡薄，难以用经济的办法来约束。突出的问题是债务企业的管理层难以改变，新投资者与原有系统（部门、行业）的关系也不易处理。二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创新有限，制约了AMC清理、盘活资产的手段选择；同时市场中介机构不完善，机制不灵活，难以为AMC提供必要优质辅助性服务。三是社会金融投资观念保守，加上经济透明度很低，投资者（不良债权购买者）的信心不足。四是财政的负担能力有限，政府的工作效率也不高。
不解决这些体制性困难，AMC将很难运作下去，极有可能变成另一家政策性银行。[7]现在，企业将AMC看成又一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尽可能地将债务推至AMC名下，赖帐不还。当AMC催款或处理企业资产时，又以就业相胁，而这时往往还能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使得AMC的资产清收和处置无法进行，也吓退了不良资产的潜在买主。而AMC也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拖延不良资产处理进度，增加AMC运营成本。当监管者催促时，又为了尽快脱手，而压低价格，或者低价向关系人出售。如此等等，都会使AMC走样，债务重组方案趋于失败。
（一）重在机制转换
指望通过不良资产重组能收回多少现金余额是不现实的，AMC以及债转股的最大期望是花钱买一个新机制。机制不转换，重组产生的“暂时”收益定会流入企业内部人之手。实际上，假若不注重机制转换，仅仅用银行核销或政府支出的办法去清理坏帐，不如使它继续保持在企业和银行的平衡表上，反倒有利于保持对企业和银行的一种“改革”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