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司法”结构的异动
1966年修正之“公司法”，就法典结构言，计9章，449个条文。在章节安排方面将1945年之公司法中的“定义”一章删去归并于“总则”章内；将有限公司的排列次序，改在两合公司之前，无限公司避免用“股份”字样，以免与股份公司的“股份”相混；关于公司登记，如属实体问题则分别单独规定出来，其专属程序方面的，统统编入第八章“公司登记”一章[12]。全体章次如下：第一章“总则”（1—41）、第二章“无限公司”（42—97）、第三章“有限公司”（98—113）、第四章“两合公司”（114—127）、第五章“股份有限公司”（128—356）、第六章“股份两合公司”（357—369）、第七章“外国公司”（370—386）、第八章“公司之登记及认许”（387—446）、第九章“附则”（447—449）。此种章节条次的安排，迄今仍然沿用。
（三）立法修正的各种考量因素
此次台湾“公司法”修正为“国民政府”来台后第一次修正，在修法之际是为经济情势发展迅速，工商企业蓬勃发展，社会环境剧烈变化之时期，与1946年的经济社会型态大不相同，当时的公司立法是否能适用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即有疑义，因此在此次的公司立法上除参考日本战后修改公司法之原则外，更随之逐渐转向英美公司法制，这与1929年及1946年的公司法内容高度表现浓厚大陆法系色彩有所不同。于是在原有大陆法系的基础上，穿插许多英美法系诸国，尤其是美国的法例[13]。
为配合改善投资环境，引起民间工商业的投资兴趣，修正公司法施行以来的一些困境，故此次台湾“公司法”修正的主旨从内容上看，是在于强化股份有限公司这一部分，而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心又在于公司组织的强化、资本结构的变更、及公司组织的维持之上[14]。就修正精神而言，其在于促进投资集体化，投资证券化，使社会游资导向企业资本之形成，而收工业国家之成效，故其纯粹法律性之色彩较淡，而表彰出经济性之气氛特浓，其中使企业所有与企业经营分而为二，特别加重董事会之权限，免受股东会之牵制；并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原所采取之法定资本制改为授权资本制，而免其窒碍难行运用不灵之弊，且承公司之重建重整，不为旧日之法理所囿，致损害社会之公众利益[15]。
（四）修正的主要内容与法律制度变迁
其修正重要内容如下：
1．加强公司为其他公司有限责任股东时之投资限制、以坚实公司财产之基础。
2．管制公司资金之用途以健全公司之资本结构；针对公司之借款加以限制，在公司法第14条中规定，“公司扩充生产设备，增加固定资产或转投资于其他事业时，应按所需资金增加资本或发行新股，不得举债，其以政府核准之长期借款，或约定之分期付款增加固定资本者，于每期清偿时，亦应办理增资或发行新股。前项扩充设备，未达生产设备1／4时，得以特别盈余公积先行支付，而于达1／4时，再行增资或发行新股”；另外，本次修正中对公司贷款方面也有调整，“公司之资产，不得借贷与其股东或其他个人”，其目的在于健全公司财务结构，惟其禁止的对象不包括非股东之公司或其他法人，其在于考量在个人之信用风险较大之故[16]。
3．设定组织变更程序，准许公司免办清算而一并改组为责任相同之他种公司，以维持公司企业之存在；在旧法中公定公司的股东，应有最低的法定人数，在不及法定人数者，公司应行解散，此规定过于严谨，对于公司的经营中，股东人数的更替或减少为常有之事，为求其灵活，以因应公司存续并减少经济的损失，在这次修法中特仿照德、日立法例，设公司变更组织的制度[17]。就公司的变更组织，其经济上的功能在于：（1）使公司得不经解散而变更法律上的组织，而成为另一种类的公司，以应公司的方便；（2）当公司因某种原因而欠缺原来的组织，但是仍具备其他公司种类的组织时，得利用变更组织的制度，使已解散的公司复活，而以他种类的公司型态继续存续，而达到企业维持的目的[18）。
4．增加得设经理人之公司种类。定为五种公司均得采设经理人，并对其资格加以限制，以加强公司之执行机关并健全其运营。在1946年的公司法中，仅在股份有限公司这一类公司中直接明文规定经理的制度，在适用上虽亦承认其他各类公司皆可设置“经理人”，然因法典编制上颇易让人怀疑股份有限公司种类始有经理人的设置，而遭致批评，遂在此次的修法中，将“经理人”移并于公司法总则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