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45年之公司法修正
1931年公布施行之《公司法》，或因规定过严，不易实行；或因缺乏弹性，使一般公司在运作上视为具文；或束缚过紧，使守法者无所适从。且自1937年全面对日抗战以来，客观情势变更，资本结构亦异，有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资组织公司，亦有政府与本国人民或外国人民合资组织公司者，原公司法无此规定，1940年所公布的《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虽有补充，但仍感不足。尤其在抗战末期，实施五年经济改革计划，工商业料将急剧发展，须有健全的公司组织规范，对公司法的革新乃当务之急。当时国民政府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在1944年11年月6日，通过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关于公司方面曾作如下规定[9]：
（一）政府与民资、外资合办的事业，应采公司制度。政府除依法行使监督权外，对于公司业务及财政人事的管理权，应以股东地位行之。
（二）政府所营的事业，除独营者以外，无论单独经营或与民资外资合办，其具有商业性质者，均与同类民营事业的权利义务，同一待遇。
（三）中外合资事业，其外人投资数额的比例，应不加固定拘束，公司组织除董事长外，其经理人选，不限定为本国人。
（四）外人在中国直接投资单独经济的事业，应依照中国法令办理，其特种事业须特许方得经营者，应先呈准我国政府审核后，特许之。
立法院秉此原则，对1931年施行之公司法，作全盘之修正，于1945年9月29日三读通过，次年4月12日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
原法经修改后分为（1）定义，（2）通则，（3）无限公司，（4）两合公司，（5）有限公司，（6）股份有限公司，（7）股份两合公司，（8）外国公司，（9）公司之登记与认许，（10）附则等章，全文计361条。此次公司法修正吸收了一些英美法的规定，对原法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加以放宽，主要内容有[10]：
（一）仿英美立法例增订“定义”一章，规定各类公司之定义。此为近代中国立法例的创举。
（二）废止以前所颁的《公司法施行法》、《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公司登记规则》等，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纳入于公司法典之中，择取公司法规统一的原则，以免投资人翻阅法令的繁难。
（三）将“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改为“有限公司”增订于公司法中，使公司法中的公司种类增为五种，此一体例一直维持到1980年时公司法修正才予变更。其立法目的系将既有的公营事业导引登记为有限公司。纳入公司法的规范。
（四）增列外国公司，明定外国公司之认许条件、程序及权利义务，在不损及主权范围内，予以极大的便利，以利外资的输入。
（五）在投资上一律平等，政府与人民、政府与外人、本国人与外国人间，无差别待遇，政府与法人不但可为公司之股东。并且可为公司之董事或监察人。
（六）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最低人数由7人减为5人，董事规定至少3人，以便利组织规模较小的股份有限公司之组织。
（七）增强法律弹性，使大小公司均可自由发展，但提高负责人之责任，将罚责规定分布于各条文之后，以资警惕。
四、1966年之公司法修正
（一）修正背景因素
1949年之后，台湾地区仍秉持1946年所修正公布的《公司法》继续施行。惟此期间经复员行宪直至迁台，皆未修正，其有窒碍难行者，每用其他法规以为补救[11]。在这期间，台湾的经济结构处于农业社会经济与初期工业社会经济的综合，是为当时阶段的台湾经济结构特质。在农业化蜕变为工业化的过程中，原有社会中所残留重农轻商的积习未消失，为展望未来社会所追求工商企业化，与企业大众化的远景，亦有待建立。而这部分的变化必须先从法律的修订方面着手。
此阶段，现行台湾地区的法律，大多制订于1920年期间，尤其在经济法规中，其完全以当时时代背景为主，不免于权宜之计多于长久的策划，消极管制多于积极辅导。为因应新的经济情势，谋工商企业之发展，配合改善投资措施，加速经济发展计划，亦有特别收集各国法制，台湾“经济部”于1959年成立“修订公司法研究小组”，着手于“公司法”的修订。至1960年6月完成修正草案，经“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于1961年送台湾“立法院”审议，期间历时5年有余，迄1966年7月5日修正通过，同年7月19日公布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