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动物是民法之“物”。上世纪后期兴起了动物保护主义，一些民法学者主张动物享有权利。1990年《德国民法典》增加的第90条a规定：“动物不是物。动物受特别法律的保护。除另有规定外，对于物的规定准用于动物。”一些学者认为此条规定是动物享有权利的法律根据。这是误解。《德国民法典》第90条a区分了动物与其他“物”，法理上的意义就是规定人们对两者的支配须有所区别，但并没有赋予动物以主体资格。动物属于财产，可占有，法理上只能归入民法之“物”的范畴。《物格研究》反对给动物以主体资格，立论成立，但又主张“法律应当赋予其处于民法物格的最高地位，即最高的民法物格地位”，[14]这就不适当了。客体是主体的支配对象，即主体实现自己意志的对象，法理上不存在地位的高低之分。法律可规定对不同客体的不同支配方式，但不是为了客体，而是为了主体。
六、区分民法之“物”与汉语之“物”
本文讨论的“物”是民法之物。民法之“物”是可占有财产，但只有在法律社会中，才需要提出民法之“物”的范畴，表示可占有财产。换言之，只有在法律社会中，可占有财产才成为民法之“物”。这意味着民法之“物”只存在于法律社会中。
有学者认为：“试想，当罗宾逊一个人身处孤岛时，尽管他可以占有岛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黍，是一种人对物的关系，但这种人对物的关系何以能形成一种物权？盖此时并不发生他人对罗宾逊所占有、支配的这些物的争夺、侵占的问题。亦即，不存在可能影响罗宾逊对物的占有、支配的人。从而，罗宾逊对物的占有、支配也就仅仅是一种对物的事实上的占有，这种占有因不存在法权形式下的义务主体，所以当然不是一种物权关系。可见，对物的占有关系要上升为一种物权关系，只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所结成的人类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此即学者所说的：‘物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上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才可能成为权利的客体。’”[15]
罗宾逊的孤岛上没有社会，没有法律，岛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黍，当然属汉语之“物”，但非民法之“物”。用“物”表示岛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黍，无法区分汉语之“物”与民法之“物”。如此讨论问题，违反了同一律的基本原则：A是A，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权利是法律确认的行为资格，无法律即无权利。所谓物权人可直接支配民法之“物”，是指法律确认物权人享有支配民法之“物”的资格，与物权人自己是否有能力支配民法之“物”无关。罗宾逊对岛上的汉语之“物”无物权，原因不是无人争夺，而是不存在支配资格问题。原始部落是一个社会，但不存在法律，不存在权利，当然也不存在物权。当时的花草树木不是权利客体，属汉语之“物”，非民法之“物”。花草树木成为权利客体，成为民法之“物”，是法律产生后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上，民法之“物”的要件还应该加上一条：“在法律社会”。
综上所述，为了表示可占有财产，民法需要一个范畴。日本学者借用汉语“物”字翻译了这一范畴。中国民法学界接受了这一翻译。汉语之“物”是多义词，民法之“物”只是其中一义。显然，民法之“物”并不等同于汉语之“物”，不能用民法之“物”表示汉语之“物”的其他词义。这意味着民法学者讨论民法之“物”时，必须明确自己讨论的对象与汉语之“物”是不同概念，不能随意替代。民法之“物”是法律社会之可占有财产。财产是可交换之稀缺资源（可交换必然可支配）。因此，民法之“物”是法律社会可占有之可交换稀缺资源。概括地说，在法律社会，民法之“物”的要件只有两项：(1)财产；(2）可占有。具体地说，在法律社会，民法之“物”的要件包括：(1)可支配；(2）可利用；(3)稀缺；(4）可交换；(5)可占有。据此不难判断特定客体是否民法之“物”。民法之“物”是可支配稀缺资源逻辑体系中的重要结点，只有在可支配稀缺资源的逻辑体系中，才能正确表述民法之“物”的位置。因此，界定民法之“物”的要件，首先必须构建可支配稀缺资源的逻辑体系。事实已经证明，离开这一逻辑体系争论民法之“物”的概念，虽然很热闹、很激烈，但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当然，由于民法之“物”概念重要，民法之“物”的要件尚不明确，而提出“物格”范畴，则走上了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