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秦著作《商君书·定分》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引文通俗地揭示了法律的功能：定分止争。引文以兔子为例，其实是指财产。
从是否受人力支配的角度，万物（指客观事物，非民法之“物”）可分为不受支配物和受支配物，前者如日月星辰。从是否可为人类利用的角度，受支配物可分为不可利用物和可利用物，也就是无用物和有用物。前者如工业污水、核废料。当然，此处之“受支配”和“无用”，只是就当时或目前的生产力水平而言。从是否稀缺的角度，受支配的有用物可分为不稀缺物和稀缺物，前者如空气、阳光、海水。可支配、可利用、稀缺之物，即可支配之稀缺资源。人的生存依赖于可支配稀缺资源，可支配稀缺资源是人的生活质量的物质基础。在法理上，一切可支配、可利用、稀缺之物，法律均须规定归属，或规定取得归属之程序。反之，需要法律定分止争的，或者说需要法律规定归属或归属程序之物，必然具有可支配性、可利用性和稀缺性。法律的宗旨就是规定可支配稀缺资源的归属关系和归属程序。民法之“物”属可支配稀缺资源，须法律规定归属或归属程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民法之“物”表现了社会性，其“产生、存在、发展和消灭”，无法只“依赖于自然世界的事实存在而非人类社会”。
物权是对民法之“物”的权利。在逻辑上，物权的概念只能建立在民法之“物”概念的基础上，即必须先界定民法之“物”，然后根据民法之“物”的概念界定物权概念。民法之“物”的概念尚未界定，物权概念无法界定。而《物格研究》中民法之“物”的定义却是“具有自然属性的物权客体”，是用物权概念界定“物”的概念。如果此处之“物”指汉语之“物”，这一界定不能成立，也毫无意义；如果此处之“物”指民法之“物”，那么，界定顺序颠倒了。
“物格”说的上述问题不难发现，指出“物格”说的上述问题不是本文的目的。民法范畴甚多，除主体有相应的主体资格概念外，向来无人提出其他范畴的资格问题。现在有学者提出了物格范畴，这自然与提出者个人的思想方法有关，但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民法之“物”的要件表面上已无分歧而实际上并不明确。《物格研究》的讨论范围基本上周延了，但《物格研究》对民法之“物”的定义是粗疏的、表层的，反映了从基本周延的范围抽象民法之“物”的要件的困难。因此，真正值得重视的不是“物格”说的错误，而是此类错误所反映的明确民法之“物”要件的迫切性。
三、民法之“物”的现有定义
汉语之“物”，是一个多义字。民法之“物”仅是汉语之“物”的词义之一，与汉语之“物”的其他词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民法之“物”源自罗马法。罗马法中，“物”有广狭义之别：广义之“物”是相对于自由人的范畴，指自由人以外的一切；狭义之“物”指财产。狭义之“物”的概念从广义之“物”的概念发展而来。通常所谓罗马法之“物”仅指狭义之“物”，分有体物和无体物。罗马法之无体物指财产权（理论上还包括财产权派生之诉权）。罗马时代，人们尚难从法理上明确区分所有权与所有物，作为狭义之“物”的财产权实际上指所有权以外之财产权，如地役权、用益权、继承权、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