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我们的任务常常是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而这样做，并非期望将事态复杂化，而只是希望还事物以本来面目。
在考虑将醉驾入罪的时候，立法的逻辑是从个别到一般(即将无数可能发生的醉驾行为抽象为一个罪名)，人们的思想似乎在这个过程中也很容易被统一了。而5月1日的凌晨一到，这一抽象的法条、罪名立即成为司法者手中的利剑，成为醉驾者的梦魇，也成为诸多公众的醒酒汤、戒酒药。
司法的逻辑是将抽象的罪名、法条适用于一个个活生生的千差万别的案件。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案件，正如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一样。由此，在立法的抽象、一般性与司法的具体、差异性之间，立即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这种反差对于满心希望立法的良善、高质量、精细化，特别是期待立法贯彻人人平等的朴素理想的人们而言，无疑是兜头浇下的一桶凉水！因为人们会发现，醉驾入罪表达的是一种立法理念，或者说是一种理想，一种对于醉驾行为的价值否定；而醉驾不一定入刑，则说明了司法的实然状态，说明了司法与立法之间的差别。更专业地看，是说明了罪与刑之间的不对称。立法上，醉驾已经入罪，但司法上不是所有的醉驾都被认为是犯罪；即便醉驾是罪，也不一定都入刑；即便入刑，刑罚也有轻重。我们可以说，醉驾入罪是立法理想，而醉驾不一定入刑则是司法常态。以下简要论述处理醉驾案件时应该注意的刑事政策与法律问题。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将严重危害社会、人民群众痛恨的醉驾行为在立法上入罪，并在司法上严加惩处，是宽严相济中“严”的体现。但是严中也应有宽，也要区别犯罪的轻罪程度、综合考虑犯罪主客观方面，全面运用法律所赋予的各种手段，在法律所规定限度内合理从宽，如此才能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到实处。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条款属于总则性规定，而总则对于分则具有全面的统领作用，适用于分则所规定的所有罪名。因此，对法律无特殊情节要求的行为犯、危险犯(如我国刑法中的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包括危险驾驶罪)并非一律定罪，而是仍然要考虑总则的规定，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