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产制视野下的遗嘱
俞江
【摘要】秦以后的各种财产制度，包括养老制、祀产制、分家制、立继制(汉代为“后户制”)、拨产制等，均属家产制的范畴。用所有权、共有权等现代法学概念去理解家产制，殊有不妥。在家产制下，财产的传承和分配都受强制性的安排。在个人尚未解放之前，遗嘱还不能发挥其重要性。只有托孤遗嘱，以指定监护人和委托管理家产为内容，承担了维护家产和延续家庭的功能，从而成为家产制的重要子系统。
【关键词】家产制；个人财产制；遗嘱自由；托孤遗嘱
【全文】
笔者在《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一文中，对清代遗嘱曾作粗略的论述。该文利用已公开出版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和自藏的文书档案，认定清代遗嘱有两类，即阄书遗嘱(或分家遗嘱)和立继遗嘱(或立嗣遗嘱)。[1]在此基础上，笔者得出了“清代的遗书不以财产处分为主要内容”的结论。[2]现在看来，这个结论仍然有效。但随着进一步挖掘档案文书，特别是针对清代遗嘱文书进行系统的鉴别之后，笔者发现以前的分类尚有重大缺陷，不足以呈现清代遗嘱的全貌。另外，关于古代中国遗嘱的性质，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中国古代遗嘱的性质，是涉及如何认识古代中国财产制的重要问题，在学界争论较大。《历史研究》曾发表过两篇观点对立的论文，其中，魏道明的《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质疑》(以下简称魏文)对中国古代存在遗嘱继承制度持否定态度。[3]姜密的《中国古代非“户绝”条件下的遗嘱继承制度》(以下简称姜文)，[4]随即反驳了魏文的观点。虽然观点对立，但二文均同意，认识古代中国的遗嘱，必须以正确认识古代中国财产制为基础。对此，笔者亦深表赞同。财产制是认识古代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如果对财产制产生误解，将无法解读中国史。
不过，关于二文对中国古代财产制的定性，仍可商榷。笔者认为，要了解中国古代遗嘱制度的性质，必须先对古代遗嘱行为进行类型研究，再以分类为基础，结合遗嘱的历史，分析遗嘱与其他财产制度的关联，最后才能定性分析。而要进行类型研究，遗嘱文书是最佳史料，一件遗嘱文书就是一项遗嘱行为的载体，尽可能多地掌握遗嘱文书，辨别异同，剔除重复，才能得到有效的分类。然而，其他朝代虽有个别遗嘱文书保留下来，却是吉光片羽，且同类重复的情况较严重，难以作为类型研究的基础。幸好清代遗嘱文书保留较多，如果仔细甄别，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因此，本文首先对清代遗嘱进行分类，继而考察清代遗嘱与秦汉以来遗嘱制之变化，再分析古代中国遗嘱的性质，最后讨论古代财产制之性质。
一、清代遗嘱的种类
前已提及，在《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一文中，笔者将清代遗嘱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阄书遗嘱，一种是立继遗嘱。此后，刘道胜先生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提出将明清遗嘱分为三种，即阄书遗嘱、立应继者为嗣的遗嘱和择异姓为嗣的遗嘱。[5]这既证实了前两种分类的有效性，又提出了新问题，即能否将立异姓子为嗣的遗嘱作为一大类。
按《大清律例·户律》“立嫡子违法”律的规定，立异姓为子又称“乞养异姓义子”，俗称“养子”或“义子”，不能称为立嗣。[6]同条律文又说：“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姓。”紧接的律注曰：“但不得以无子，遂立为嗣。”可见，即使是收养“三岁以下”小儿，改从父姓，仍不能称“嗣子”。不过，按照“立嫡子违法”律下的条例，“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仍酌分给财产”。可见，明清时期，民间收养异姓子的目的是养老和承受家业。刘道胜发现的择异姓为嗣的遗嘱文书，丰富了清代遗嘱文书的内容，这种遗嘱或可称为“收养异姓子遗嘱”。但按照国家法的规定，酌分义子财产须符合以下任一条件：(1)义子须与养父母“相为依倚”。(2)须由养父母将义子抚养成人。若不符合这两个条件，仅凭临终指定义子，义子很难酌分家财。宗族内人并可通过议立亲房中昭穆相当者为嗣子，阻止遗嘱所立义子酌分家产的愿望。也就是说，遗嘱收养有两方面的阻碍，一是国家法不允许；二是受到立继习惯的阻扰。由于这两方面的障碍，这类遗嘱能否在明清社会普遍地存在，尚有疑问。笔者的初步判断是，对于这种既违法，又受习惯阻扰的遗嘱，暂应看成是民间在特殊情况下处理财产归属的例外方法，它们的存在，为我们了解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但不宜将其单列成一种正常的遗嘱类型。像这类遗嘱，下文还将举洪兴迁设立祀产遗嘱文书为例，加以详析。
如果暂将“乞养遗嘱”排除在外，根据以前清代民间文书档案的公开出版物和新发现的遗嘱文书，笔者将清代遗嘱分为以下四类：(1)阄书遗嘱(或分家遗嘱)。(2)立继遗嘱(或立嗣遗嘱)。(3)托孤遗嘱。(4)养亲遗嘱。增加的(3)、(4)两种遗嘱类型的实例，是在整理自己搜集的五千余件徽州文书中发现的，目前公开的出版物中尚无从得见。这些新发现的清代遗嘱文书，真正促动了笔者去深入思考清代的遗嘱行为。这四种遗嘱文书分属不同的家庭，且为陆续发现，但若放在一起考虑，它们正好涉及了古代社会中主要的家产关系，这样看来，它们又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的。
(一)阄书遗嘱
阄书遗嘱，在徽州文书中往往又称遗嘱阄书、遗嘱分书、分关遗嘱、分家遗嘱阄书等。其实质含义是，父母年老或病笃，预感将不久于人世，决定主持家产析分。既然分家与遗命有关，就在阄书开头申明“遗嘱阄书”等语。阄书遗嘱是现在看到的清代遗嘱中数量最大的。因为分家是每个多子且稍有财产的家庭都要面临的事务，其存世量较大是可以理解的。
在前引关于分家制的论文中，笔者曾引用过阄书遗嘱原文，并列举了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收录的阄书遗嘱实例加以印证，故本文不再收录阄书遗嘱的原文。笔者对遗嘱阄书的定性是：“第二种清代遗嘱文书(即遗嘱阄书)其实就是分书或阄书，只是以遗书来称呼而已。”[7]这个看法仍可坚持。
阄书遗嘱与一般分家阄书相比，尽管时机不同，但在遵循规则、写立格式、基本内容等方面都是一致的。遗嘱阄书只是阄书的子类，“遗嘱”二字除了昭示郑重和表明事态外，并不改变分家的实质涵义。比如，不能因为它是遗嘱，就不再坚持“诸子均分”的原则，更不会由父母随意地处分财产。“遗嘱”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分家的原则和后果。这些在《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一文中已有详论，不再赘述。总之，所谓的阄书遗嘱，实以分家为实质内容，遗嘱仅可算是装饰品。
(二)立继遗嘱(含交业遗嘱)
立继遗嘱，也称立嗣遗嘱。其内容以确立嗣父子关系为主，又常附带申明将家产交付给继子，因此，若严格按照法律关系理论来分类，立继遗嘱可分为两个小类，一是立继遗嘱，二是交业遗嘱，后者俗称遗嘱交单。
交业遗嘱，其内容主要是家长在临终前将家产交与继子的遗嘱文书，这种遗嘱，往往是继子的身份已定，内容重在交产。关于交业遗嘱，笔者也曾举例加以说明，[8]本文不详录。立继遗嘱与交业遗嘱只是在内容上的侧重点不同，立继是家产交与继子的先决条件，无立继则无从交业，所以二者又有紧密的联系。故两种遗嘱文书可统称为立继遗嘱。
以前笔者并不区分立继和交业，因为立继与交业可同时发生，立继时一定会申明将来把家业交与继子，立继与交业是因果关系。但在实例中，二者是可以分开的。比如下录之《凌炳金遗命承祀书》，就是只立继，无需交业的情况：[9]
立遗命承祀人凌炳金，缘身所生六子，其第三子名唤森梅，第四子名唤正文，均已受室，未有著代，而遽早夭，二媳亦皆更适。窃思在前发有六子，而今仅存四房。人家只宜愈发而愈多，讵可日增而日减。探怀自问，实有不甘。所以邀请亲族，与长、二、五、六数子，一同商确。命长男百好将次子成源拨与森梅为己儿，令次子百善将长男如鉴拨与正文为后裔。缵承门户，祭扫坟茔。仍教有六叶之荣，毋使有一枝之缺。流传百世，孝享千秋。所有两房祀产，立有分单，照单管业。毋得逆前人之命，怀一己之私。倘萌背义之心，当以不孝之罪。恐口无凭，故立承祧文书一样两纸，永远存公为据。
光绪十一年九月 日 立遗命承祀人凌炳金(下略)
这份遗嘱继书是凌炳金以祖父的身份，要求长、次二房各拨一子，出继给绝嗣的三、四房。而三、四房均曾参与分家，立有分单。故继子确定后，只需执分单管业。这样，立继一旦完成，交业也自然完成，故可说是无需交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