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患者视角反思：“医闹”现象，究竟是理性选择，还是非理性选择？方才，多位报告人和评论人谈到“医闹”这个词，说的是在医患纠纷中，患者“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一闹就解决。”这和我国其他纠纷领域的情况相类似。我刚才注意到魏律师，当然还有很多报告人、评议人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当事人的非理性。对当事人而言，“医闹”究竟是“非理性的选择”还是“理性的度量”？我认为，这不过是患者及其家属们面对非理性制度的理性选择，而不是什么非理性选择，换言之，是患者对非理性制度的理性回应。各位知道，理性既有哲学意义上的，也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我这里宁愿取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概念。这种理性，不过是一种成本和效益关系的权衡问题。相信绝大多数患者，这样的利害权衡能力还会有吧？当患者选择“医闹”的方式进行博弈，能够以支出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效益和利益的情形下，他为什么拒绝选择“医闹”呢？他为什么一定要依循你法学家的法律理性，钻入法律套子，以高昂的成本，换取更小的收益呢？
再次，从医疗制度视角反思：医院，究竟是“人民医院”还是“契约医院”？医院定位是医疗制度的一个方面，但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大家知道，我国所有的公立医院，都被号称是“人民医院”。与此同时，各位也会发现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在我国，凡是号称‘人民’的所在，譬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邮电”等等，反倒经常是和人民很对立的所在。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这种矛盾、甚至对立愈趋严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没做过专门研究，不知道诸位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我想，如果国家不允许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在同一起点上公平竞争，如果不赋予医院和患者一种基本的契约关系，而仍强调道德期待上的“人民医院为人民”，如果医院之间不能形成良性的竞争关系，而一任公立医院垄断……那么，这种医疗制度，就不可能营造、构建一种有利于缓和医患关系的制度机制。所以，与其说“人民医院”，不如以契约来界定“医院”和“人民”的关系，真正使医院纳入制度体系。当然，究竟什么是制度，这又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现在准备写的五卷本《制度的法理》，就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里不予多谈。
第四，从司法制度视角反思：司法活动，究竟是“平息矛盾”还是“判断是非”？十多年前，我在对中西司法制度做简单比较时，用了“判断是非和平息矛盾”这个结论，强调现代司法在判断是非基础之上解决矛盾，而古典中国司法不太关注是非曲直，不论运用何种方法，只要能够平息矛盾即可。这种情形，被沿用至今。在当今我国的司法活动中，特别是王胜俊首席大法官以来，这种情形更甚。大调解、马锡五审判方式等等都应运而兴。在法院，所谓“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这句据说由当年浙江某法院院长首创的“司法经”，在法院系统颇有市场，我多次听到法院法官大谈“摆平就事水平”的道理。在这种理念下，什么判断是非，以及和判断是非紧密相关的法律方法，就不可能获得法院和法官的青睐，法官的判断权变成了协调权，司法裁判和行政调解没什么两样。这一切，正像方才李法官所言，既引致了司法解决医疗纠纷的权威危机，也影响了司法解决医疗纠纷的效率和效果。因之，如何真正建立起以判断是非为前提的司法制度，对医疗纠纷的权威解决而言，自是非同小可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