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力：国家法治的支点
——《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评述
刘练军
【关键词】社会权力；国家法治；支点
【全文】
“中国法学要研究中国社会。要从重在‘国家与法’的研究转向‘社会与法’的研究。法产生于社会（生产与交换），要还归于社会……社会主体是法治的主体。要打破国家（政府）与社会一元化、统制全社会的格局，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并以社会权力来制约国家权力。”这是“白发青年”法学家郭道晖教授在1994年提出的“法学三愿”之一。自此公开倡导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以来，郭教授始终身先士卒、躬行实践，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论文。在2005年“郭道晖教授法学思想研讨会”上著名法学家李步云先生指出，郭道晖教授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从法的视角上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的研究框架，并系统地论证了‘社会权力’的概念”，斯言诚哉。
令人震撼的是，已届八十高龄的郭教授老骥伏枥、笔耕不辍，于2009年出版了二十六万余字的专著--《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对其最早提出的“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命题进行了系统性、理论化的缜密论证。毫无疑问，此书是中文世界里研究权力制约--一个无法回避、亟待化解的时代主题--的最新力作，而它是否为最好的著作不久必将被人感觉到。通读此书，笔者对郭教授阐发的权力制衡新路径深深感佩、由衷折服。于是，笔由心使，写下此拙评。后学不才，热诚期望郭老及学界同仁不吝赐教为幸。
一、社会权力：本源、主体及形态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感叹道：“世界是没有希望的，除非权力能被驯服。”罗素何以发出如此浩叹呢？历史学家阿克顿通过考察历史得出的结论或许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他说：“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鉴于这种源于历史经验之深刻、沉痛教训，控制权力天然地成为法律的重要功能和法学的终极关怀。准此，法学家不但要像德沃金(Ronald Dworkin)那样“认真对待权利”，而且要像郭教授这样“认真对待权力”。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郭教授就开始把“权力”视为法学和法治的基本范畴，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1990年发表在《法学研究》上的论文《试论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等。笔者以为，郭教授对权力研究的重大贡献在于《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第三章对“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的总纲性阐述以及在接下来的第四－九章（即全书上篇“社会权力概论”）中对社会权力的系统性研究。
权力与国家如影随形、不可分离，权力是国家的必备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这是基本的生活经验和理论常识。但无独有偶的是，直面着国家取得并扩张权力，社会本身亦不甘落后，在为其自身的自由发展而谋求权力。如早在古希腊市民社会就与城邦国家比肩而行，且市民社会里的“公众法庭和公民大会实际上是城邦最高权力所寄托的地方”。换言之，在国家形成、其权力开始伸展至社会各个角落的同时，社会自身也在为防御国家、保障自主而有意识地培育其自身的权力，从而使“国家－社会”由一体化向二元化转变。郭教授分析认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国家权力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历史分化，即（1）国家权力由专制时代的一人（君主或独裁者）垄断渐变、分化至三权分立；（2）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家权力出现了明显的国际化趋向；（3）这是最重要的，国家权力社会化，它表现在“立法权的社会参与”、“行政权向社会的部分转移”和“司法权的社会性”三个层面。国家权力所发生的这三层历史分化，概括而言就是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对于权力的这种分化，郭教授以为，此乃“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权力人民性的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第4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