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理论认识和现实需要，在未来的财税立法中，结合《预算法》的修订和《国债法》的制定，结合多部税收法律的出台，需要进一步强化预算平衡与预算调整、赤字与债务规模控制等制度，使预算的编审与执行，以及国债的发行与回收等制度安排更加规范；此外，由于课税努力与税负公平影响着国家的征收和国民的遵从及其引致的税收风险，因而需要进一步关注税法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关注税法上的可税性理论。
（二）信息披露理论
众所周知，当今的风险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与信息的不充分、不确定直接相关。为了解决信息的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在许多法律领域都需要确立信息披露制度，以保护各类主体的知情权，如纳税人的知情权、投资者的知情权、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管理者的知情权，等等。加强信息披露，对于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和危机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研究危机的应对，还是研究财税法的发展问题，都应关注信息披露理论。[19]
财税法上的信息披露，包括国家向国民的信息公开，也包括国民向国家的信息报告，其核心是国家或国民的知情权问题。通常，人们更加重视的是国民的知情权。例如，在预算法领域的预算知情权问题，一直引人注目，对此前已述及；此外，在纳税人权利方面，通常也把纳税人的知情权作为一项重要权利。[20]至于在国债的发行、使用方面，以及转移支付、政府采购、政府收费等方面的知情权，同样非常值得重视。
除上述国民的知情权以外，为了加强管理，国家也需要获取相关信息，因此，在许多制度中，对国家的知情权也有大量规定，尤其要求企业、个人等主体应当对其经济活动、收益情况以及其他相关情况进行申报、报告，从而使国家可以在征税、收费、发债等方面做出判断，同时，也可以在财政支出方面做出安排。
需要注意的是，对国民的知情权一般是从权利的角度加以规定的，而对国家的知情权，在许多情况下是从国民信息义务的角度来加以规定的。例如，我国现行税法规定的纳税人的知情权，主要是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的权利，具体包括办理税收事项的时间、方式、步骤以及需要提交的资料，应纳税额核定及其他税务行政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和计算方法，发生争议时可以采取的法律救济途径及需要满足的条件，等等。
与上述知情权相对应，现行税法制度还规定了纳税人的信息义务，包括及时提供信息的义务，即纳税人除了通过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提供与纳税有关的信息外，还应及时提供其他信息，如经营情况变化、遭受各种灾害等特殊信息。此外，纳税人还有报告其他涉税信息的义务，包括与关联企业之间的转移定价信息的报告义务，对抵押权人、质权人的欠税情况说明义务，企业合并、分立的报告义务，全部账号的报告义务，处分大额财产的报告义务，等等。
无论是哪类主体的知情权，都需经由充分的信息披露才能实现。为此，需要对财税法上的信息披露实体制度和程序制度加强研究，并提炼出较为系统的信息披露理论。
（三）情势变更理论
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带来了重大的情势变更，它不仅严重影响私人契约的履行，也会使原来形式上收支平衡的预算发生失衡，从而影响国家预算的实施。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情势变更的法理在私法领域的运用，同样也要考虑其在财税法等公法领域的运用，并提炼财税法领域的情势变更理论。
情势变更所带来的财税法问题是多方面的，如预算调整问题、预算支出优先权的变化问题、税收制度的微调应对问题、特别国债的发行问题、财税程序法的完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涉及财税法的许多重要领域，是财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