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各类财税法上的权力，作为法定职权，各类有权主体必须积极行使，既不能放弃，也不能超越，或滥用。只有各司其职，各依其轨，既有监督，又有协调，依法行权，才能实现财税法制的基本目标。
（三）透明度问题
透明度直接影响相关主体的信息权。财税透明度直接关涉公民权利、纳税人权利。财税立法与执法的透明度，因其与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直接相关，历来备受瞩目。无论是正常状态，还是危机时分，都必须保持财税领域基本的透明度。[13]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财税立法的透明度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财税立法毕竟关系到国民的基本财产权，直接影响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私人利益，因而不可不慎。在一定意义上说，财税立法要体现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平衡，如果把财税立法视为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一种广义上的“协议”，则由于此类“协议”影响至为深远，因而必须透明，尤其应让公众知道某种财税立法为什么要出台，立法背景是什么；同时，财税立法的基本内容要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才能使财税立法更好地体现民众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才更加具有执行力和可操作性。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我国对财税立法的透明度亦时有关注。例如，在进行成品油的“费改税”的过程中，曾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至少在形式上注意了透明度，只不过当时征求意见的时间较短，以至于有人认为过于“形式主义”。但类似的“形式主义”的立法参与却并不普遍。例如，非常重要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大税收暂行条例的修订，就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其他税收立法领域的“神秘主义”亦屡见不鲜。
上述财税立法透明度较弱的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税执法，使执法的依据和效果令人质疑。与此同时，财税执法方面的透明度问题，也非常值得关注。如转移支付的数额、方向、绩效等执行中的不透明问题，因危机而在税收征管领域征收“过头税”的问题，等等，都已引起关注。至于各级预算支出的透明度不够等“老问题”，仍未完全解决[14]。如果能够增强财税执法的透明度，加大各个方面的监督力度，则财税执法方面的许多问题，将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我国目前已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于增进立法和执法的透明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依据该《条例》，有关财税方面的许多信息，都应依法公开，[15]这无疑有助于推进财税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四）程序保障问题
无论是立法分权还是权力行使，无论是财税透明度的提高还是公众参与域的扩大，都离不开程序保障。财税法的重要性和现代性，要求把实体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熔于一炉”，因此，在财税立法中会涉及大量的程序法规范。尽管如此，程序保障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例如，在发生经济危机等紧急状态下，应该有政府进行财税调控的应急程序，包括在什么情况下，由哪个主体启动应急程序，由哪个主体提出应急预算支出方案，由哪个主体审批，由哪个主体执行，由哪个主体监督，等等；具体的应急委员会如何组成，如何讨论，如何决策，都需要有程序保障。上述的4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也涉及程序保障问题[16]。如果4万亿投资的程序持续不清，就会导致“跑部钱进”之风愈演愈烈，从而严重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益。
此外，各类主体的财税调控权的行使，也都需要程序保障。无论是国债的发行调控，还是税基、税率的调整；无论是税收优惠的确定，还是转移支付的施行，等等，须臾也离不开程序保障。但上述宏观调控行为的实施，尚缺少公开、细致的程序安排，因而不可能做到全面的依法调控。在人治因素较多的情况下，财税法治自然难以全面实现。
上述的程序保障，直接影响财税立法和财税执法，影响各类财税调控权的行使，并进而影响财税透明度。如果财税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都能够按照公开、细致的程序展开，则自然会提高财税透明度；同时，由于财税透明度直接关涉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重要权利，因此，为了保障公众的各类宪法性权利，以及财税法上的权利，必须在程序保障上作出相应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