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利比亚的干涉尽管有联合国的授权，但一些具体情形显示出国际警察权滥用的痕迹。首先是法国的积极态度，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科耶夫1944年在《法国国是纲要》中向戴高乐提议的以法国天主教文明为核心的“新拉丁帝国”。这启发我们，人道主义干预与“新帝国”到底有何关系？殖民主义在撤退近半个世纪之后是否可能以新的理由重返？以“人权”干涉“主权”是否会伤害“人权”本身的道德与政治价值？其次是人权规范作为国际警察执法依据的妥当性问题。此次干预中有一个关键性概念“平民”一直是游移不定的，最初指的是“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后来模糊而暧昧地包括了已经武装起来的反对派。卡扎菲镇压真正的“平民”的行为自然应当受到谴责，但在法律上具体如何处置仍然是一个利比亚国内法的问题。内战中卡扎菲针对武装反对派的镇压，则是政府平定叛乱的合法行为。然而西方国家对卡扎菲的不同行为并不进行法律上的区分，也没有耐心真正从和平、协商、自决的立场上对利比亚人民表示“尊重”。不结合任何利比亚国内法的国际警察权的执法依据显然是单薄的。此外，我们还需要思考对利比亚的干预为何可能？这与利比亚的孤立状态和非盟的政治软弱有关。如果利比亚也是强国俱乐部的成员，所谓干预就或者只是外交批评，或者酿成世界大战。而在一次次或胜或败的干预之后，国际性的价值共识和国际社会的团结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集中体现在人权武器化对人权道德价值的损害以及更加严重的南北矛盾。开此先例，所有非西方文明国家都会亟亟自危，国际互信和文明和谐的理想将日益虚空化。“没有主权”的国际社会通过由少数西方国家垄断的国际警察权来“积极干预”非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事务，并提出明确的政权颠覆的目标，这是很危险的。
此次利比亚干预似已陷入僵局，其前景或者为东西分治乃至于分裂，或者因卡扎菲的偶然死亡而由反对派重组政权，或许还可能由法国主持利比亚的战后重建并套用联邦制的模板。但反对派上台就能够解决利比亚的问题吗？部族政治能够一下子跃进到“人权政治”吗？如果利比亚“索马里化”并衍生出地中海海盗，谁来承担责任？
利比亚个案再次凸显了国际治理的窘境。该窘境的根源在于第一现代性世界与第二现代性世界并存中的摩擦风险，前者以近代民族国家和主权宪法为框架，后者则由于经济、价值、信息、风险的全球化以及西方国家的新帝国倾向而要求在思想观念和制度框架上支持一种跨国行动模式。利比亚处于从前现代政治向第一个世界的演变中，但却遭遇到西方倡扬的第二个世界的挤压和扭曲。传统的主权范式和激进的人权范式都难以提供一种有效粘合这两个世界之裂痕的共通架构，即难以提供一种包容性的世界观。超国家的思想构思就是对此种裂痕的回应，比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和贝克的“世界主义”，这属于全人类而不仅仅是非西方国家的转型命题，前景如何难以预料。而专制和干预可能具有共同的本质，从中都难以产生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