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的困惑与国际治理的窘境
田飞龙
【关键词】利比亚；国际治理
【全文】
以内外呼应、网络动员和国际舆论支持的方式发动的颜色革命在一些转型国家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民主的进军”在一种和平演变的政治游戏中实现。然而，这种政治游戏却在利比亚陷入困窘。对强力干预的西方国家而言，困窘在于联合国的有限授权导致其无法展开“最终解决”式的地面战争，只能期待“内战”中反对派的胜利，这是人道主义干预和主权原则相妥协的产物。卡扎菲的困窘在于内心中确信人民（或大部分人民）的支持，却在人权意义上处于道德劣势，其与人民之间的有效的宪法性联系被西方国家在道义上切断。
国内不少人士在评论利比亚问题时出现对于西方干预的一片支持声，更有智识人士以非常粗糙的学术史方式证明“主权”的垂死之态。利比亚政府最大的困惑可能在于：为何利比亚问题不能在利比亚内部获得解决？为何利比亚应该按照西方认定的政治文明标准处理国内事务？为何西方一边倒地支持已经不是“平民”的武装反对派？这凸显了当前国际治理的窘境，即以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范式日益不符合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各种压制主权的理由、理论和制度机制被创造出来，但主权又是人类近代政治文明史的主要成果之一，而且是后发国家守护自身文化与政治传统的主要法理根据。不过“人权”更具穿透性，“主权”之盾日益被“人权”之矛攻破，一种以西方宪法模式为预设的、超越具体主权国家宪制的“高级法”日益获得一种由西方国家把持的“国际警察权”的支持。利比亚干预不过是这种被单方垄断的“国际警察权”的一次制度化执行。
国际警察权的对象，从其实践样态来看一般包括两种类型，即非国家的国际公益事务和不符合“人权”标准的国内事务。对于非国家事务，国际性的相关法律框架和执行机制较少受到质疑，尽管也存在具体的权力和利益之争，比如气候变化的共同治理、打击索马里海盗、国际救援等。但对于不符合“人权”标准的国内事务，其实践与国际法上的人道主义干预紧密相连。这种干预按照国际法一般需要获得联合国的授权，但西方主要国家也有不经授权的干涉实践，后者争议极大，根源在于对被干涉国主权与宪法秩序的伤害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