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国法学研究以及法学教育的现实是：在对待实例问题上存在不小的误区，即实例往往脱离其产生的具体背景，其使命就是为某一学科中某一确定的理论或规则提供具体印证，这就导致学生或其他受众只记住该理论或规则，而忽视实例的现实意义和蕴涵的其他问题。然而，法律实践中的问题在发生时，并不遵循既定的理论或规则，而有其发生的原因，要透析它，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综合运用不同的知识。从客观情况来看，学者普遍更注重学科中的纯粹理论问题或源于域外的经验，而对我国实践发展素材关注不够，无论是讲课内容、教材编写还是专题著述，均缺乏必要的知识跨度和适用性，进而造成法学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后普遍感到所学难以有效用于实践，遂有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相互脱节的普遍认识。这方面的问题实在太大，故而，呼吁从学科主导转向问题主导、从理论法学转向临床法学的主张值得赞同。[7]
此外，法学是否一门科学，是法学史上争论的悬案之一，[8]不过，无论正反见解，均指出法律文本和法学理论的不完满性，它们不可能为所有的指涉范围内的问题提供不可推翻的标准答案。正因为如此，法学研究才不能受制于建立在国家立法基础上的学科分界，不能仅仅把国家立法视为唯一研究对象，不能仅仅关注法律文本进行逻辑演绎，而应从地方性、部门性或个案性色彩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习惯、案例等具体规范和知识中发现问题和寻求正当性印证，而这样的资源有时难以被归入哪个学科范畴，比如，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土地登记办法》是行政规章，但其中涉及土地登记的类型、效力等民法问题，是民法学科不容忽视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又如，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涉及到民事诉讼法、民法、行政法等学科知识。
“人”作为主体，主导了我们这个世界，当然也主导着各学科的发展，但同时又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主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正是各种社会关系，其核心所指当然是“人”，就此来讲，无论哪门社会科学，都不能脱离对人的研究，法学也不能例外。而且，不可否认，集社会关系总和于一身的人是最复杂的社会动物，要从理论上合理地体现人的复杂性，并尽可能合理地认识人的活动规律和规范人的行为，就不能只靠某一门学科提供研究成果，而是要综合相关多学科的研究。比如，在对习惯的研究方面，就需要综合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知识。
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并不仅仅具有被研究的消极意义，而是具有积极的内涵，即人的主体性，这就为学术研究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即不仅要了解和理解人以及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还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准则和方向引导。忽视人的具体差别，把人当作平等主体看待，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而现代社会更注重和提倡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点无论在现代人格哲学还是在科学发展观上，均能找到有力的理由和论据。而人的全面发展，在理论上自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只要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方面，均应被涵括在内。这当然意味着，只有全方位把握相关知识并予以妥当的融合，才能正确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另一层面上讲，通过学术研究来深入认识、反映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体现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在此方面，最突出的是对人权的理解和保护，需要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知识的配合。在法学学科中，无论在公法还是在私法，人权都是重要的知识单元，并在宪法和民法之间有着重要的衔接作用，要合理理解它并给予妥当的制度安排，公法和私法的接轨就是必然的选择。[9]同样属于人之终极关怀的还有犯罪人的保护、死刑存废等问题，要妥当处理它们，需要综合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刑法学等学科知识；还有打工者、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权益保障问题，需要综合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知识。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它们均说明，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就必定要知识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