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学科框架内，法学的知识视野也有相当大的拓展。在此方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军事法学、体育法学、卫生法学等次级新学科的兴起，它们在汲取传统法学知识的基础上，根据各自关注领域又分别自成体系，延伸和深化了人们对法学的认识。此外，法学的视野还超越我国台湾地区法学、英美法、日本法等传统强势法学资源，延及罗马法、日尔曼法、德国法、拉丁法等资源，并将法律经济分析、社会调查等新方法引人法学中来，这些表明我国法学的后发优势和开阔眼界。不过，尽管如此，我国法学并未超越自身，为其他学科预设相互勾连的管道，而仍然于自足、自主的学科分立中发展前进。
不仅法学的学科构造和知识视野有了充分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得到了大力强化，这些均印证并确保了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法学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活动，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功能日益凸显，合理、缜密的理论阐述能向社会宣示法律要义和精神，并规训和培养法律人的法律观念和技术，而且法学通过为立法和司法活动提供智力支持，完成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将抽象法治落实为具体法制。在我国社会大环境下，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号召、民众利益诉求和时势背景需求的影响，要为特定问题提供稳妥可能的解决方案，我国法学较好地实现了这种社会功能，无论是《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的制定，还是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行政机关的行政规章的问世，都离不开法学的支持，由此，甚至可以说，法学的广义意义是立法、司法和学界共同打造的学问，其隐含着这样的命题，即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和志向，使得法学在学科分立的基础上持续保持和强化其独立性。
（二）固守学科分立产生的问题
尽管新中国法学经由曲折的历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和学科，但这并不表明法学应当与其他学科知识绝缘，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地。客观地讲，我国法学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成就，也有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成就，但就整体而言，学界不注重法学与其他领域知识交融的现象比较普遍，跨学科的知识融合存在严重不足，这已经制约了我国法学的进一步合理发展。
具体而言，因为不能及时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造成法学研究视野狭窄、方法单一，既不能准确发现和认识问题，也不能妥当地解决问题，很难满足社会实践和理论创新的需要。比如，法学者正面临着生物科技进步和伦理观念变化而带来的挑战，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克隆技术、人格权商品化、代孕等对传统民法中人、物、人格权、身份权等提出了新问题，而法学界没有充分的自然科学、伦理学等知识储备，无法给出稳妥的解决方案。又如，“碳交易”是一个新生事物，亟需法律规则的指引，但由于它涉及环境保护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国际关系，又与国际贸易法、国际组织法、民法、环境保护法等有关，而法学者没有综合把握这些领域的知识，也未找到合适的应对措施。
再者，我国法学内部的划分相当细致，而不少学者固守这样的划分，导致各学科之间互不了解，如在我国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少数法理学者即对物权法草案误解很深；也有个别宪法学者指责物权法草案违宪，这反映了法学内部各部门之间的隔阂很深。甚至同一学科内部又有更进一步的知识壁垒，如民法学分为总论、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等，有的学者据此而有主要的研究领域，以至于研究物权法而不关注侵权法，研究合同法而不关注物权法。这样的知识分裂表明，我国法学内部诸领域之间基本上没有形成有效的知识通道，长此以往，知识隔膜只能愈来愈厚，各学科只能更加自说自话，学科之间也就更难沟通，当然，也就很难出现在多学科、多领域均有建树的学者，更难以出现研究领域横跨多个社会学科的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