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从注重立法论的研究转向注重解释论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类型案件频发，法律必须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立法不能及时作出回应，司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解释者的任务就是通过解释活动来提高法律对社会的适应性。法律解释必须在适用到具体个案时才会产生意义，现实法律无法自身产生解释，必须投射到个案事实中。[47]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从“立法者的时代”转向“解释者的时代”。我国法学研究的目标，更多的是法律适用问题，而不是法律制定的问题。
二是从注重注释法学转向注重方法论的研究。随着我国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司法的可信赖程度也随之提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官能够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然而，对法律的准确理解有赖于科学、系统的法律解释方法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注释法学向方法论研究的转向，符合司法实践推动科学法律解释活动的发展趋势。
三是从重视抽象性的司法解释的研究转向个案的法律解释的研究。从我国近几十年来的法律实践来看，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法律解释活动多为司法解释。个案中的法律解释还未能成为法学研究的重点。随着社会诉争案件和法律问题的复杂化，个案法律解释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法律解释学也应当作相应的转向。
四是从抽象的法律理论的研究转向对法律操作技巧的研究。我国法理学过分注重抽象的法理思辨，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部门法的指导。法律解释学作为部门法学和法理学之间的桥梁，其不仅可以沟通各个法学学科，而且，可以为部门法学的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
这一发展趋势是与我国法治不断发展完善的趋势相吻合的，也是与我国司法公正的要求相一致的。为此，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司法实践的发展，认真总结我国司法中法律解释的新情况和新经验，大力推进法律解释学的研究，构建我国法律解释学的理论体系，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二是从注重注释法学转向注重方法论的研究。随着我国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司法的可信赖程度也随之提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官能够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然而，对法律的准确理解有赖于科学、系统的法律解释方法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注释法学向方法论研究的转向，符合司法实践推动科学法律解释活动的发展趋势。
三是从重视抽象性的司法解释的研究转向个案的法律解释的研究。从我国近几十年来的法律实践来看，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法律解释活动多为司法解释。个案中的法律解释还未能成为法学研究的重点。随着社会诉争案件和法律问题的复杂化，个案法律解释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法律解释学也应当作相应的转向。
四是从抽象的法律理论的研究转向对法律操作技巧的研究。我国法理学过分注重抽象的法理思辨，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部门法的指导。法律解释学作为部门法学和法理学之间的桥梁，其不仅可以沟通各个法学学科，而且，可以为部门法学的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
这一发展趋势是与我国法治不断发展完善的趋势相吻合的，也是与我国司法公正的要求相一致的。为此，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司法实践的发展，认真总结我国司法中法律解释的新情况和新经验，大力推进法律解释学的研究，构建我国法律解释学的理论体系，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作者简介】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副书记兼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参考文献】[1]“Henneneutik”一词也被译作“诠释学”或“阐释学”。但是，我国学者殷鼎认为，“解释学”比“诠释学”等译法更为准确。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二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在德语中，用于表示解释的词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源于希腊语的Hermeneutik，该词语与古典的“信使”神话密切相连。第二类是来源于拉丁语的Interpretation、 Explikation等等，也是“解释”的意思，与“Hermeneutik”在语义上类似。第三类是德语自生词汇Erklarung\Auslegung。二者有所侧重，分别用于表达“Interpretation”、“Hermeneutik”这两个更为抽象的“解释，中的不同的描述对象。德国学者也常常用Auslegung来表示法律解释。参见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洪汉鼎译后记，第968页。
[2]朱晓松：《哲学解释学视野下的法律解释分析》，华东政法学院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译者序言，第2页。
[4]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5]参见［德］哈夫特：“法律与语言”，载[德]考夫曼、哈斯默尔主编：《当代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6]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7]参见郑成良教授在吉林大学的演讲：《法学方法论》，载法律思想
http://www.law-thinker.com[8]参见谢晖：《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哲学向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9]参见肖扬：“薪火相传寄未来”，载《法制》2008年第2期（卷首语）。
[10]参见陈弘毅：“当代西方法律解释学初探”，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11]参见陈金钊：“再论法律解释学”，载《法学论坛》2004 (2)。
[12]参见陈寿灿编著：《方法论导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3]［英］劳埃德：《法理学》，许章润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88页。
[14]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15]Michel Troper, La philosophic du droit, PUF, Que sais-je，2003, p.98 et s.
[16]参见[德]萨维尼：《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胡晓静校，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17]季卫东：“法律解释的真谛—探索实用法学的第三道路”对西方法律解释理念发展史的回顾与总结，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
[18][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4页。
[19]参见[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3页。
[20]参见郑成良教授在吉林大学的演讲：《法学方法论》，载法律思想网
http://www.law-thinker.com>
[21]参见谢晖：《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哲学向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22]胡旭晟：《法学：理想与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23]王夏昊：“法学方法论的概念及其地位”，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1期。
[24]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20页。
[25]在相当长时间里，在美国和英国，对法理学的主要态度仍是所谓的职业态度。包括分析法学的解释、分析与认定事实的技术和设计法规与法律制度的技术等。当下美国法理学的主流追随了法律现实主义的召唤，避免了原来教科书的教条，更多强调使事实条理化与为社会变革设计方案的技术。参见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第14-29页。
[26]参见[英]劳埃德：《法理学》，许章润译，法律出版社，第4页。
[27]参见刘作翔：“法理学的定位”，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4期。
[28]参见孔祥俊：《法律方法论》（第一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29]［德］萨维尼：《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胡晓静校，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3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1]Franz Bydlinski,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und Rechtsbegriff, Wien/NewYork,Springer Verlag, 1982,S.554.
[32]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33]100多年前，霍姆斯就曾说起：“对法律理性研究的未来，掌握在熟悉统计与经济学的人手中。”Holmes, The Path of Law, 110 Harvard Law Review 991. 1001 (1997).
[34]参见刘尚志、林三元：《从“僵化”的法条到“活跃”的法学：台湾法学实证研究发展现状之分析》，载刘尚志、陈惠馨主编：《第二届全国法学实证研究研讨会问题》，第202页。
[35]Jhering,Geist,Ⅱ,2,S.388.
[36]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20页。
[37]2006年5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的“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是民法学者与其他学科学者加强学术交流的重要活动，会议内容参见《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纪要》，载《法学》2006年第6期，第118-128页。
[38]参见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的缺陷及其克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第87-97页。
[39]王伯琦：《王伯琦法学论著集》，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33页。
[40]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41][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2版，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42]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孔祥俊：《法律方法论》（全三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43]许中缘、熊丙万：“民法典体系化的哲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 (3) 。
[44]参见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
[45]参见江必新：“在法律之内寻求社会效果”，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
[46]参见季卫东：“法律解释的真谛—探索实用法学的第三道路”对西方法律解释理念发展史的回顾与总结，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
[47][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