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债权总则与合同法总则的协调
从比较法上看，债权总则和合同法总则的关系，主要有如下几种模式：即债权总则与合同法总则并存模式、有债权总则而无合同法总则的模式、有合同法总则但无债法总则的模式。无论采取哪一种模式，都要处理好债权总则与合同法总则的相互关系。同样，在我国民法典制定中，债权总则编内容和体系的构建，必须协调好债权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应当看到，在合同法总则比较完备的情况下，它确实会影响到债权总则的设立。无论以债权总则代替合同法总则，还是既设立债权总则又设立合同法总则，都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确立了较为完备的合同法总则，再设立复杂的债权总则，就必然会导致规范的重合。我认为，协调合同法总则与债权总则之间的关系，应当把握如下原则：
第一，原则上应当保留我国《合同法》总则的内容。从立法的现状来看，我国合同法的内容已经比较完备，该法的总则部分已经体系化，且内容非常充实。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其是较为科学和合理的。如果因为设立债权总则，则要对合同法进行大幅度修改，将导致法律普及和法律适用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也可能将不利于法律的稳定性和培养法律的权威性。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立法和司法成本，保持法律的安定性，即使构建了债权总则，合同法总则不应当作大幅调整，原则上应当保持合同法总则既有的制度和规则。
第二，债法领域的共通性规则要纳入债权总则之中。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债权总则的内容主要是债法领域的共通性规则。债权是相对于物权而言的，而合同是相对于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而言的。所以，合同关系与债权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体系上，不属于同一个层次，合同关系属于债的关系的一种。正因如此，债权总则应当比合同法总则更为抽象，适用范围更为宽泛。按照这一思路，可以考虑，将那些超出合同领域的规则、普遍适用于各种债的形式的规则（如抵销、混同等）纳入债权总则之中，而将那些仅仅适用于合同领域的规则仍保留在合同法总则部分。这一原则也符合总分结合的民法典编纂思路。
第三，尽量减少合同法总则中的准用性条款。有学者认为，取消债权总则就意味着会有大量的“准用性”规定，比如债的履行、担保、债权让与、债务承担等在合同之外产生时都会准用合同的规定。[24]日本学者内田贵指出，此种模式值得借鉴，即通过合同法总则来代替债权总则。在合同法之中规定债的一般规则，而在法定之债中规定准用性条款。[25]我认为，准用方式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不符合我国的总分结合的模式。另一方面，“准用”的概念不明确，给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侵权损害赔偿过多准用合同法的规则，显然是不妥当的。为了避免这一缺陷，侵权法本身也要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这可能会导致条文的重复。
第四，仅适用于合同领域的规则应当在合同法中规定，而不宜规定在债权总则之中。例如，债的更新、债的履行，本身就是合同更新、合同履行的问题，其应当在合同法总则中加以规定。因为这一原因，丰富合同法总则是必然的趋势。[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