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使用不够规范。由于一直是借用，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也就没有进行制度建设，例如没有进一步明确可以使用技术侦查的案件具体范围、审批的具体程序，这样就会导致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不规范。
二是启动程序复杂。检察机关因侦查职务犯罪需要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时，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后，再由公安或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协助，而法律并无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必须予以及时配合支持，由此导致启动程序的复杂。
三是不利于保密。技术侦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秘密性，而实践中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往往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由此势必不利于案情的保密，尤其当检察机关侦查的对象为公安人员时更是如此。[2]
（三）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将技术侦查获得的材料转化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或证人证言，而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案件缺乏其他物证的情况下，证据就显得很单薄，难以适应打击、控制犯罪的需要。就证据的收集角度来看，常规侦查措施手段往往是回应型的，即一般在犯罪活动实施完成，犯罪后果基本形成后才实施。此时常规侦查手段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证据，以便对犯罪事实进行回溯性认识再现。但如前所述，随着犯罪人反侦查技能的提高，现场物证的发现率、提取率和利用率往往非常低，尤其是在那些“一对一”案件、无被害人案件中，取证难度更是不断加大，从而制约了侦查工作的打击犯罪效果。[3]
三、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制度构建
（一）限定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
检察机关承担着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也应当由立法授权成为技术侦查权的行使主体，这是检察机关打击贪污、贿赂等隐秘性犯罪的客观要求，也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同时也与国外立法通例相一致，即无论是否属检警一体的机制，只要有侦查职能，就同样赋予技术侦查权。笔者以为，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统一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其他依法具有侦查权的机关都是技术侦查权的主体，必要时都可以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侦查犯罪。
（二）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
在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上，参照国外立法例，一般以列举方式或概括的限定条件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范围，以严格限制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一般而言，案件性质的严重程度是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范围的基本标准，对此，许多国家都确立了技术侦查措施使用的“重罪原则”，即技术侦查措施只能适用于性质严重的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同时，还要考虑到一些案件的特殊性，因为某些案件尽管在社会危害性上并不属于特别严重情形，但由于这类案件的特殊性质，也可以规定对其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例如利用通讯技术进行的犯罪、在公开场合进行的犯罪、难以取证的犯罪等。[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