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民法之关系：误解与正解
梁成意
【摘要】
宪法所组织的共同体具有自足性，因而是根本法；其他法律部门所调整的社会生活领域不具有自足性，因而是部门法。以此立论，介绍了
宪法与民法之关系的相关误解，针对性地探讨了二者关系的正解：
宪法不是公法，而是统摄公法与私法的根本法；“根本法”与“部门法”功能各异，相互诉求、同等重要；民法典中既有民法规范，也有宪法规范；历史论据不仅具有时间之维，也具有逻辑之维。
【关键词】
宪法；民法；关系；误解；正解
【全文】
在法律体系中，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一直深受法学界的青睐，[1]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纵观已有成果，笔者以为在宪法的学科地位、根本法和部门法的内涵、宪法规范的存在形态以及历史论据等方面存在误解，亟需澄清。
立论：何谓根本法，何谓部门法
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生活在有组织的共同体中，离开了共同体，人就不能成为人。[2]然而，共同体的存在与维系依赖于特定的规则以及由该规则所确立的秩序，宪法就是维系共同体的基本规则。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宪法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有意识地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以及由该规则所确立的社会秩序。[3]
共同体伴随着人的始终，宪法也将伴随着共同体的始终。[4]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共同体的建立方式、组织形式、功能和作用不尽相同，但这些形形色色的共同体都具有“自足性”。亚里士多德最早是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全面阐述了“善的自足性”问题：所谓“善”就是“那些不须任何其他理由而被追求的东西”。[5]“只有最高的善才是某种最后的东西。倘若仅有一个东西是最后的，最完美的，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最后目的，倘若有多个目的，就是其中最完美、最后的那一个。”[6]“从自足来看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自足似乎就是完美的善，……它使生活变得愉快，不感匮乏。……幸福是完满和自足的，它是行为的目的。”[7]后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继续写道，城邦简而言之就是“其人数足以维持自足生活的公民结合体”，[8]它是“以完美的、自足的生活为目标”，[9]进而认为城邦所追求的就一定是最高的善，即“所有的共同体都在追求某种善，所有共同体中最高的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就一定是最高的善。那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10]在逻辑上，共同体的自足性与“善的自足性”具有相同的含义，即宪法所组织的共同体无需凭借其他任何外在力量，可以完全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样，宪法所组织的共同体就无需依赖其他外界事物的帮助而获得了整体性与独立性，并最终表现为共同体的整体存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整体秩序。
共同体中不仅存在着个人，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领域），如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宗教生活、道德生活等等。这些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社会活动总是表现为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如宗教关系、道德关系、法律关系、政治关系等，而特定社会关系只能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中的某一方面需求，即使把所有以单个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需求简单相加，也不可能形成整合意义上的个人或共同体的整体需求。因此，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必须整合各种社会关系，形成整体的社会秩序。在这一意义上，共同体的秩序是由各种不同社会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各种社会关系当且仅当存在于共同体中，才能最终获得自足性与正当性。
宪法作为组织共同体的规则，把共同体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和谐、统一的社会秩序。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是一种生活模式，而不是一种法律结构，求得共同体的和谐是它的基本追求。[11]基于此，施密特颇有见地的阐述道，宪法是特定国家（共同体的一种形态）政治统一性和社会秩序的整体状态。凡是国家都必须有政治统一性和社会秩序，必须具有政治统一性和社会秩序的某些原则，我们可以将政治统一性和社会秩序的这种整体状态称为宪法，因此宪法是国家的“灵魂”。这一宪法概念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合唱队的演唱员或演奏员会有变化，但表演的歌曲或乐曲还是原封不动。统一性和秩序在于歌曲和乐谱，正如国家的统一性和秩序在于宪法。[12]正是由于协调并整合了各种社会关系，反映了共同体的“整体性”、“统一性”与“自足性”，宪法才成为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除宪法以外的各法律部门调整着特定的社会生活领域，而这些社会生活领域作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自足性。为了获得“自足性”，它们必须存在于自足的共同体中。由于特定社会生活领域不具有自足性，以它们为调整对象的各法律部门也不具有自足性。在这一意义上，除宪法之外的各法律部门只能是部门法，而不是根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