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延上看，经济法上的非正式程序概念是一个总称，经济法中并不存在一种特定的程序就叫非正式程序。在不同子部门法中，非正式程序的具体称谓并不相同。例如，在反垄断法中，执法机构提供的咨询程序以及执法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和解程序是典型的非正式程序；在税法中，非正式程序主要有税务机关提供的意见程序、税收征管中的和解程序等；在证券法中，证券执法中的非正式调查程序与和解程序等也属于较为典型的非正式程序。
可见，以程序的自身属性或适用阶段的不同为标准，上述非正式程序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具有任意性的咨询程序，主要是市场主体向执法机关或专门机关就特定事实或法律问题咨询意见；二是非正式调查程序，即在执法机关展开正式调查之前可能采取的简易程序；三是执法和解程序，即执法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和解，包括相对人单方作出特定承诺或双方达成有效和解协议。
总体来说，经济法程序的正式性比较明显，但随着经济现实日趋复杂多变，在经济法运行中，正式程序在特定领域或特定情况下难免不敷适用，而非正式程序则具有灵活多变、适应性强以及可以协商等优点，因而能够更及时、更准确地回应经济现实的需要，有利于形成更妥当、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法领域，存在较多的垄断、证券等专业性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预防或解决方面，相比于严格的、繁琐的、以“限禁”方式为主的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的优势尤其明显。因此，在现代经济法中，基于节约执法资源、提升法的可遵从度、提高法律运作绩效，以及增强经济法适应现实的能力等多重考虑，在有些领域或特定情况下，也会运用较多的非正式程序，强调非正式程序替代功能的发挥。
三、非正式程序公平价值的基本要求
经济法在很多场合注重发挥程序非正式性的积极功能，但同时，为了防止程序适用的随意，保护程序参与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也会对非正式程序附加公平价值的追求。只不过，公平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且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很多时候，公平是难以描述的，只能被相关主体感知，因此，非正式程序对公平的保障，形式上只能是一种作为“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表达，是否实现了公平的目的，不同主体的感知可能会出现差异。强调程序公平，主要是将那些被公认为有助于保障公平的要素或机制吸纳到程序的运行过程之中。也即说，公平价值很难如效率价值那样进行结果判断，它更多地存在于程序之中，通过程序过程体现。这就要求，为保障适用上的公平，非正式程序必须具有某些仪式性的特征。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程序的仪式性可能会耗费效率，也即特定仪式或步骤的采纳，往往会增加程序运行的直接成本[2]，进而对效率价值的实现产生影响。正是在此意义上，公平与效率之间常被认为存在一定的冲突[3]。这意味着，经济法在引入非正式程序时，必须对程序的公平性与效率性之间进行协调。协调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判断哪些程序更需要仪式以及需要哪些仪式。
